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上午我到了巴黎戴高樂機場，民航班機提前半個小時著陸，我也提前離開機場，因此沒有能見到專程來迎接我們的法中友協的一位負責人貝熱隆先生。貝熱隆先生是我們的老朋友，兩年前我們到法國訪問就受到他熱情的接待，他為我們安排整個日程，陪著我們從巴黎到尼斯、去馬賽、訪裏昂。我還記得有天下午我在巴黎鳳凰書店同讀者見麵，為他們在我的作品上麵簽名，書是新近在巴黎發行的，也有一些來自北京，還有一些從香港運來。我見到不少年輕的麵孔，似親近，又像陌生。年輕人都講著我熟習的語言，雖然他們來自世界各地，有著不同的遭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二十年代的自己，我的心和他們的心貼近了，我輕快地寫著自己的名字，仿佛他們是我的親友。貝熱隆先生是這家出售中國圖書的書店店主，他了解我的心情，他為我的忙碌高興，他還在旁邊插話介紹我在法國訪問的日程。這些年輕人大都是常來的顧客，他們一下子就把桌上一大堆新出的法譯本《家》搬光了。這一個小時過得多麼快！朋友們催我走，我的心卻願意留在讀者們的中間。分別的時候那個在北京學過漢語的女店員緊緊握著我的手，激動地說：“請再來！”我笑著回答：“我一定來。”鳳凰書店的名字從此印在我的心上。我萬萬想不到一年以後我會在法國報紙上看到鳳凰書店被人破壞的消息：店麵焚毀，店員受傷。剪報是尼斯的法國朋友寄來的。我立刻想到貝熱隆先生，這對他該是多大的打擊。我托人發去了慰問的電報。又過了一年多，一直到這次動身的前夕，我才知道書店已經恢複，由貝熱隆先生繼續負責。我多麼想同貝熱隆先生見麵，並且在複興的鳳凰書店暢談。這是我三訪巴黎的一個心願。希望終於成了現實。盡管那個上午意外地下起了雨，但是小小的書店裏仍然有不少的讀者。貝熱隆先生發出爽朗的笑聲在店門口迎接我們。看到他的笑臉，我抑製不住奔放的感情，很自然地撲了過去。我們緊緊地抱在一起。他無恙，我也活著，書店比兩年前更興旺，書也似乎多了些。我又聽見貝熱隆先生的響亮的聲音，他不休止地談論中法人民的友情。我在一本又一本的新書上寫下自己的名字。我寫字吃力，卻並不感到疲勞。我又看見那些講著我熟習的語言的年輕人，也可以說我又見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自己。我在書店裏又待了一個小時，告別前我還和店員們在門前照了相。我感到遺憾的是那位在一年前受了傷的女店員到北京訪問去了，我沒有能同她握手表示慰問。但是在書店裏我意外地見到車夫人，兩年前在尼斯殷勤接待我們的女主人，她剛剛訪問了中國回來就趕到書店來同我們相見，她還帶了一本新出的我的短篇集《複仇》，薄薄的一本書，上麵似乎還留著二十年代一個中國青年的麵影，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我不再是那個在盧騷像前徘徊的孤寂的年輕學生了，我有了這麼多的朋友，我感激地為她簽了名，題了字。
第二天我和一位朋友去拜訪馬紀樵夫人，她是法中友協的另一位負責人，一九七九年我第二次訪問巴黎曾受到她的親切接待。她經常開著小車到旅館來接我出去進行參觀活動。這一次我沒有看見她，問起來才知道她傷了腳在家休養，又聽說她在寫一本關於中國農村的書，她曾在我國北方農村作過幾次調查。馬夫人住在郊外的一所整潔的公寓裏，他們夫婦在家中等待我們。夫人的傷已經好多了，她的情緒很高，賓主坐下互相問好之後我們又開始坦率交談。我很想知道法國知識界的情況，主人談了她的一些看法。正直，善良，真誠，坦率，喜歡獨立思考……二十年代我見到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樣。今天，服裝略有改變，談吐稍有不同，但是精神麵貌變化不大。我會見新朋友或者舊相識，談起來，即使有分歧，他們甚或發表尖銳的意見，可是我看得出他們是懷著友情來接近我們的。有些人對政治興趣不大，卻希望多了解新中國，願意同我們交朋友。法國人是好客的民族，二十年代中我就在巴黎遇見從世界各地來的流亡者。拜訪馬夫人的前一天，我們幾個人在一家中國飯館吃中飯。店主是從柬埔寨出來的華僑難民，他告訴我們法國人對外國僑民並不歧視。我三次訪法，盡管中國的地位增高，盡管我的年紀增長，盡管我停留的時間很短，可是我仿佛回到了自己十分熟習的地方。法國人還是那樣友好，那樣熱情，那樣真誠，那樣坦率。我特別喜歡他們的坦率，我回國以後讀到一位巴黎朋友發表的文章，是他自己寄給我的，談到某一件事，我在巴黎答複記者說我不知道，而那位朋友卻認為我一定知道，因此將我挖苦幾句。他的坦率並不使我生氣。朋友間隻有講真話才能加深相互了解，加深友情。有些人過分重視禮貌，在朋友麵前有話不講，隻高興聽別人的好話，看別人的笑臉，這樣交不上好朋友。別人不了解我並不等於反對我，事情終於會解釋明白，有理可以走遍天下。他要是不能說服我，我絕不會認錯。我並沒有健忘症，我沒有什麼把柄讓人抓住，因此讀到挖苦的文章我並不紅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