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了《萌芽》的結尾一章，我覺得很高興。這小說我雖然計劃了許久，但它卻可以說是我的一個意外的收獲。我開始寫它的時候，我就擔心是否有機會把它寫完，因為從那時候起我就過著不安定的漂遊的生活。以後我帶著原稿跑了幾個地方，每個星期繼續寫下幾千字寄給上海的一份《大中國周報》發表，這期間並不曾間斷過。到現在我算是又完成一件工作了。
我從來沒有膽量說我的文章寫得好，但我對於自己的文章總不免有點偏愛，每次在一本書出版時我總愛寫一些自己解釋的話。然而這些話似乎並不曾被讀者了解過。我看見了好些批評我過去作品的文章，那些批評者無論是讚美或責備我，他們總走不出一個同樣的圈子：他們摘出小說裏麵的一段事實或一個人的說話，就當作我的思想來解剖批判。他們從不想把我的小說當作一個整塊的東西來觀察研究。就譬如他們認識現在的社會，他們忽略了整個的社會事實，單去抓住一兩個人的思想和行動就判定現在社會是個什麼樣的東西。這豈不是很可笑的嗎？
《萌芽》和我的別的長篇小說一樣，在那般寫讀後感的專家的筆下當然不能得著好的命運。所以，在把它整理付印的時候，我並不想多說話。
我應該感謝大中國周報社，他們允許我把本書改正後出版單行本，其次是施蟄存兄，他使這作品在《現代創作叢刊》裏占了一個地位，而且因了他的催促我才在這裏多一次饒舌。本來我連這“付印題記”也不打算寫。
我近來漸漸地學會沉默了。
巴金 1933年5月11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