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想印我的《小說全集》，要我寫幾句話，我沒有多加考慮就答應了。
筆不聽指揮，寫幾百字也感到困難，我就這樣拖下去，到了序文必須交卷的時候，我拿著筆，仿佛麵對一群陌生的台灣讀者，結結巴巴地用四川話表達我的思想感情。要我講話，無非希望讀者了解我。對那些我的作品接觸不多的讀者，我講些什麼呢？我看，用不著嘮嘮叨叨，還是掏出心來，交給他們。
希望讀者不要迷信那個“全”字。說真話，我的小說中當然有可讀的，但也不過一半多一點，其餘的就是勉強可讀的或者不可讀的了。出版小說全集或者全集，並非我的本願。我曾寫信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全集編者說：“編印全集是對我的懲罰”，我不得不重讀我那些拙劣的作品。自己都受不了，讀者還受得了？！
我從事文學活動六十幾年，作品在市麵流傳不可謂不久。有人說它們反封建已經過時，可以休矣；也有人說高老太爺至今陰魂不散，這些作品便不會自行消亡。現在是它們經受考驗的時候，我不希望讀者對它們寬大，我倒願意讓它們受一次衝洗給淘汰一部分，全集成為選集，這才符合我的願望。
一九九〇年 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