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足跡信是真，神農文化老而新——讀《探索發現炎帝陵》
曲潤海
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轉給我一本程原生先生的書稿《探索發現炎帝陵》，要我作序。我孤陋寡聞、學識淺薄，膽怯氣虛，不敢應命。但出於山西人的特殊感情，出於對高平羊頭山炎帝陵的好奇，我還是把書稿拿上了。
說我對羊頭山炎帝陵好奇，是我看過一本《高平發現炎帝陵》，而且參加過一次在高平舉行的學術研討會，看過一次炎帝陵，上過一次羊頭山。意猶未盡，還想再看。
說我膽怯氣虛不敢應命，是我看到一些文章在探討曆史問題甚至藝術現象時，往往具有一種強烈的排他精神和臆造精神。如互相指說對方論說的對象是假的，隻有自己論說的對象才是真的，唯一的。又如給孫悟空造出了故裏。我不讚成這類論說和臆造，但我又沒有足夠的論據和勇氣進行論辯，因此“走為上”，回避了吧。不料回到太原，程原生登門來了，於是聊了半日，打消了我的顧慮，然後就斷斷續續讀起書來。
我是貨真價實的“老西兒”。“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的觀念根深蒂固，十分自豪，從來沒有產生過什麼疑問。後來我到了文化部藝術局充任打雜官，工作之便走了不少地方，開始產生了一些疑問：炎帝和黃帝活動的中心地域在山西南部和河南，怎麼和蚩尤跑到河北北部去打仗？舜的都城在蒲阪，怎麼大老遠地到湖南去死？禹的都城在安邑，卻不是山西人或河南人，而是四川大地震的北川人，治水從山西一直治到浙江，死在浙江，那時他治理的地方有那麼大嗎？我第一次在湖南炎陵縣（原酃縣）敬謁炎帝神農陵寢，就以為炎帝神農氏出生在湖南。退休後參與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的工作，才知道陝西寶雞、湖北隨州也有炎帝陵，那麼哪個是真的呢？答案還沒有見一撇，又來了山西高平的炎帝陵，而且有好多相關的圖片，引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幾位知名的學者副會長抑製不住的興奮，當即有幾位到高平考察，“感到它對於全麵研究炎黃文化具有重要價值”，決定收入正在出版的巨著《炎黃彙典》。
出版《炎黃彙典》，翻閱有關的文章，到高平參加學術研討會，聽台灣薑氏後人薑竹先生介紹，我才知道，炎帝神農氏並不是一個人，而是幾百年中的幾代人。湖南的有見識的專家，也不認為湖南的炎帝（榆網）是唯一的一個，而是有兩個，就是說在末代炎帝榆網之前還有一個不在湖南的炎帝。陝西寶雞的專家霍彥儒，則認為幾代神農的足跡遍布中原許多地方，在山西的足跡就北至忻州定襄。程原生更確切地說，炎帝神農氏曆經五百年共八代，最後一代才是榆網，與黃帝結盟的正是這一位。他比軒轅黃帝年長，雖然實際的盟長是黃帝，但還是把炎帝排在了前麵，稱為“炎黃”。那麼，高平的炎帝神農氏究竟是第幾代？他根據先秦文獻《山海經》等推斷，八代炎帝之中，有三代四人與羊頭山直接相關，而嚐百草獲嘉穀創農耕的始祖炎帝就在羊頭山，這是真真切切的客觀存在。
程原生是怎樣認定高平的炎帝神農是真實的存在呢？他實地踏勘過高平、長治、長子的多處有關炎帝神農的古跡，他說僅炎帝神農祠廟，高平至今還遺存46座、上黨地區還遺存一百多座，這絕不是好事者無緣無故建造的，而一定有其的曆史淵源。他沿著明代朱載堉《羊頭山新記》所記的方向距離，找到了所有的遺跡。他走訪了當地許多老人，聽了許多相關的傳說，有些老人竟是實物的見證者甚至保存者。他搜集了幾十種古籍中有關炎帝、黃帝、蚩尤、倉頡等上古人物以及山水、風物、氣象、度量衡、律呂、儀規的記載。他走出上黨核心區域，對周邊市縣的炎黃遺存，也進行了察訪。他還參閱了陝西寶雞、湖北神農架、湖南炎陵的重要資料。最後對這些資料加以比較，從而做出他的論述、結論。
真實在於探索，探索需要論證，論證則要公允。既不要人雲亦雲，也不要牽強附會、強詞奪理。為此要占有充分翔實的資料，作為自己的論據。而且應該盡量收集不同角度乃至不同觀點的資料，作為參照、印證和反證。這樣在論證的過程中，才可能少一些片麵性，才可能周密一些，公允一些。這樣形成的概念，進行的判斷和推理，得出的結論，才可能接近事實的本來麵貌，才能讓人接受、信服。炎黃時期至今五千年，是個約數。盡管我國進行了浩大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排出了基本可信的編年，但黃帝以後至堯舜年代還沒有經過考古佐證，更是個約數，因此對炎帝神農文化的時期研究更應該采取探索的態度，探索才可能繼續發現。程原生把書名冠以“探索發現”，是一種可貴的“求實”精神。我以為，在探索、求實的過程中，既要毫不含糊地堅持自己的見解，也要平等地尊重別人的意見。用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前任會長費孝通先生的話說，就是應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