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律度量衡之本”呢？
“本”，根也。“本”字為“木”下加一點。“木”是一株草木的象形字，地平線下三個根叉。在根上加一點，意為強調特指此處，當然便是“根”之“本源”所在，組詞便是“根本”，以及“本源”“本來”“本身”等等。
“律度量衡，規矩繩準也”。
那麼，律度量衡之“本”是什麼呢？
唐禮樂誌曰：“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敝，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使得律者可以製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製律，此古君子知物之終始”。
這裏所說的分寸、龠合、銖兩等，是度、量、衡的計算單位，在此即指度量衡。同時指出度量衡來源於黃鍾，即橫累黍九十粒為黃鍾之管長，則一百粒為一尺。互相之間是換算關係，即“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其中：
律為音律，由此產生音調基準。律由黍定黃鍾。
度為尺度，由此產生長度基準。度由累黍為尺。
量為容量，由此產生容積基準。量由積黍為鬥。
衡為權衡，由此產生重量基準。衡由黍定權重。
“量”與“衡”看似意義相近，仔細分析卻不同。
以羊頭山（五穀畦）秬黍為準，六十粒為一圭，四圭為一撮（三指所捏之黍為“撮”，五撮為一龠，共一千二百粒黍），十撮為一合（黃鍾律龠，容一千二百粒黍，二龠為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鬥。過去說地主大鬥進小鬥出剝削農民，“鬥”即指此類器具。升鬥類器具量出糧食的多少，與體積相關。不同種類的糧食，每一升或每一鬥的重量是不同的，但升與鬥的器具製作，都是以黍的體積為基準。假如現在去量一鬥爆米花，並沒有多少實際分量，體積卻相同，所以“量”非“重量”。以鬥來“量”糧食，操作簡單方便，一直使用至近代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又因北鬥星是定方向的標誌指示星，而測量糧食的“鬥”是基本測量標誌，外形以北鬥星為圖案來製作，故使用同一個“鬥”字。
“衡”就是權衡；“權”俗稱秤砣，“衡”是平衡。以“權”即秤砣與糧食等物品取得平衡的方法測重量為“權衡”。而“權”的製作基準是：十粒黍為一累，十累為一銖，六銖為一錙，四錙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錙銖必較”“缺斤短兩”“千鈞一發”等成語都由此而來。
律度量衡的確定，對音樂的音調，物體的長度、體積、重量就有了測量的標準。有了標準，就有了科學計量，就有了規矩，市場交易就有了基準，市場交易才能談“公平”。
“公平”之“公”，上為“八”下為“厶”（私），“八”是大數的通稱，意為眾多。“厶”是攏起臂勾回手的象形字，意為攏臂勾手抱住的物品是私人財產。那麼“八厶為公”，即為眾人財產總合即為公眾財產。公眾財產可以互通有無，互通有無的前提是稱重量的秤杆要“平”。“平”字在甲骨文是一隻手（爪）拿一段木在水麵，因此是“水平”之意。在此是表示秤杆高低與水平麵的木一般，即水平狀態。秤杆水平即測量重量的標準狀態，物體的重量就此秤量出來了。因此“秤”字就是“平”字加“禾”，即“秤”的標準源於禾穀類，而秤量最初又主要用於農耕產品即禾穀類交易。
有此衡量基準，公平貿易就產生了，這就是源於炎帝神農時代開始市場貿易的“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曆代律度量衡的基準物，全部取自山西高平羊頭山秬黍，明代朱載堉為此還專門寫了《秬黍說》一文，特指“羊頭山一處黍”。《羊頭山新記》稱“律家考秬黍率曰羊頭山”。律度量衡的最初應用與曆史發展，無一不與農耕有關。這就是中華農耕文化的一個極為獨特的標誌。
因此，《宋史·律曆誌》引程迥說：“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輕重，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準之上黨羊頭山之秬黍焉，以之測幽隱之情，以之達精微之理。推三光之運，則不失其度；通八音之變，則可召其和”。為什麼要用羊頭山的秬黍定律度呢？這個問題不簡單，絕非僅僅是炎帝神農氏在此獲嘉禾。沒有羊頭山秬黍“黍定黃鍾”與天地節氣和聲，與十二消息卦密合若符契，就不可能成為定律之唯一標準。那麼，唯一成為“律度量衡”之本的秬黍產地羊頭山，難道不是中華文明的核心，不是中華農耕文明的發源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