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露”的出現，開始主要體現為末代神農炎帝參盧（榆罔）的後代，居於初封之地直至商朝與周朝時期還在“河東北”即上黨地區潞州（今潞城市）。黃河第一次改道，有史可查於周定王時期。對比《禹貢》可以看出，黃河這次改道經高唐縣南，又折向北，至東露縣西，會合漳水，然後下折，在今河北滄州黃驊市東流入大海。可見周定王時期，已有東露縣地名，而且是漳水下遊入黃河的地方。這就暗示了漳河上遊部落逐水而居到達漳河下遊的上古生存法則。
與上黨炎帝神農氏族及郯水（水）緊密相關的，是山東臨沂郯城縣。其地為氏族社會末期東夷之地，稱“炎”地。周朝封炎族首領於此，稱炎國，後演化為郯國。春秋時期“郯子朝魯”、“孔子師郯子”。
魏晉時期，作家兼醫學家皇甫謐在所撰的《帝王世紀》中稱“炎帝自陳營都於魯曲阜”。唐代司馬貞在《史記·補三皇本記》記載“初都陳，後居曲阜”沿襲了這個說法。但《帝王世紀纂要》作者卻並不同意此說法，堅持稱炎帝“其初國伊，繼國耆，合稱又曰伊耆氏”，堅持《竹書紀年》的最初說法。但是，既然有“東露”的史實，又有得虵珠的隋侯炎裔的春秋故事典故，東露與曲阜都在山東，相去未遠，“曲阜說”或許也有此由來。
到了南宋羅泌著書《路史》之際，曆經四千年，參盧（榆罔）的後代早已到達湖南茶陵縣露水鄉、露水山一帶，卻沒有形成大的都邑城鎮，僅留山水之名，頗具流落意味。如果想去那裏詳細考察炎帝陵及氏族的最初分封，就必然走入《路史》所述的“露亦作‘潞’”這個線索途徑，舍此無它。因此，這個“露”字的演變結果，透露的是商周以後，“路”氏族部落由上黨向山東、向湖南茶陵發展的曆史脈絡。
諸多古文獻典籍對炎帝神農氏多有記載、評價和讚頌，卻少有對炎帝神農氏族在軒轅黃帝主政後發展的記載。《路史》這種分門別類的係列考證、源流勾陳如此深入，因此極為可貴，無愧“大史”之稱，因此成為曆代炎帝神農氏研究最重要的文獻之一。
山西省與湖北省之間看似隔著一個河南省，高平市與神農架的直線距離不過500公裏。而湖北省與湖南省雖然接壤，神農架與茶陵縣的直線距離卻有750公裏。因此，山西高平、湖北神農架、湖南茶陵三者之間，明顯體現了神農氏族由坐主中原到轉移南方的遷徙路線。
以“雙法字理”漢字理論為一種思想方法，以《路史》等詳實的資料為素材，就可能探索發現漢字筆劃裏隱藏的更多文化內涵。漢字由“路”增加“氵”字旁與“雨”字頭，向“潞”與“露”的演變過程，說明“路”氏族發展遷徙到有大的河流乃至海邊大水的地方山東，再發展遷徙到多雨的南方湖南的源流脈絡。漢字筆劃內涵的信息量隻會越變化越多，以增加筆劃區別之，而不可能相反。
《山海經》記載山西上黨之水亦稱郯水，說明了薑姓炎帝氏族農耕發展的輝煌時期在上黨。這就完整勾劃出炎帝神農氏族發展遷徙的曆史全過程和總脈絡，即：
一、進入中原時期：“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共約兩千多年。最初應該來自西部，並逐漸向氣候溫暖的黃河中遊遷徙。後來神農氏在山西上黨嚐百草，始創農耕烈山耕作，定居並發展以羊與牛為主的畜牧養殖，開始有薑姓炎帝之稱。《山海經》記載上黨水或稱郯水為其佐證。
二、退出中原時期：軒轅黃帝主政後，炎帝神農氏族逐漸向山東、向湖北、向湖南、向廣東、向雲貴遷徙。各地地名及紀念性遺存為其旁證。
所有古籍文獻記載基本與此發展脈絡吻合。
從統計的角度來看，說炎帝神農氏在“陝西”的，側重講氏族發展走向；說炎帝神農氏在山西的，則全麵講述嚐百草、種五穀、始創農耕、精衛填海、神農之死、陵墓所在、炎黃戰爭、榆罔守塋、遺跡群落等幾乎囊括所有炎帝神農故事的內容；說炎帝神農氏在湖南的，僅以宋朝所建陵墓談“崩葬長沙”。
從氣候學植物學本質屬性來看，《詩經·碩鼠》僅記載了“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碩鼠碩鼠，無食我麥……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未有碩鼠食稻的記載，說明直至商周時代，中原文化尚未傳播到江南稻作文化區。炎帝神農氏獲嘉禾發明黍稷類五穀種植，隻可能發生在山西省黃土高原地區。
從社會文化價值來看，律度量衡，即累黍為尺，黍定黃鍾，量具定義，權衡規範等，隻能唯一地產生於山西上黨羊頭山。
從遺跡分布來說，隻有上黨地區形成了完整的炎帝族生活鏈。炎帝出生、成長、創業、建國、殯葬、陵廟遺跡群，都在古上黨羊頭山方圓百裏之內。
因此，“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之中，嚐百草始創農耕乃至輝煌發展的那一段曆史，隻能發生在山西上黨地區。
因此，明朝鄭世子朱載堉綜合了諸史，特別是重點研究了《路史》，總結炎帝神農氏族後期發展的脈絡源流後指出：“今之長治縣，即舊上黨縣也。山之東南八裏曰故關村，村之東二裏曰換馬鎮，鎮東南一裏許，有古塚，垣址東西廣六十步，南北袤百步，鬆柘茂密，相傳為炎帝陵。有石欄、石柱存焉，蓋金元物也。愚按《路史》：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軒轅氏興，受炎帝參盧禪，封參盧於潞，守其先塋，以奉神農之祀。”
隨後，朱載堉特別描寫了炎帝神農氏族後來的境遇：“參盧之後政衰，其國浸削，至春秋時，為晉之附庸焉。無綱紀禮法，而民俗鄙陋，頗同夷狄。然以火德王，猶知尚赤，故謂之‘赤狄潞氏’。”這就是自炎帝神農氏族失政直至春秋時代，炎帝神農氏族在上黨地區兩千年之間的發展麵貌。
隨後，“潞子嬰兒娶晉景公之姊伯姬為夫人，其臣酆舒專政，虐伯姬而殺之。魯宣公十五年夏六月，晉荀林父帥師滅潞”。至此，薑、羌氏族主體退出上黨地區。此記載與薑、羌氏族遷徙至湖南的記載“商周間衍出幽冀上黨之郊耳”完全吻合。
朱載堉因此考證：“事載《左傳》。今潞城縣東北四十裏，有古潞城，即其國也。其國至神農塚一百六十裏，此為先塋，理或有之。又按：神農塚，天下有二焉。其一在湖廣衡州府酃縣，載於祀典，每三歲遣官祭。其一即此塚。元成宗大德九年，亦嚐遣祭，禁樵采。”
1995年1月，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山西高平發現炎帝陵，日本NHK電視台接踵報道。湖南未觀望等待，立即報請國務院批準，於同年4月改酃縣為炎陵縣，並每年舉辦盛大炎帝祭典活動。這在各地努力發展旅遊經濟的今日，有此敏銳的旅遊經濟意識，是容易理解的。
常有人論及炎帝神農氏先到哪裏後到哪裏。但是，如果沒有獲得五千年前炎帝神農氏的貼身起居行止原始記錄，這種說法與判斷依據何在？
還有人懷疑炎帝神農氏自陝西到山西再到湖南，一生是否跑得過來？炎帝既在湖南，為何沒有發明水稻種植，卻種植北方的五穀？等等，那是把一個氏族幾千年的發展與一個人的事跡混淆，概念不清。
如果不能曆史地、唯物地、辨證地考慮問題，這些疑問就永遠沒有答案。既然已知神農氏前後七十代，許多代氏族首領或許都稱神農、或許都稱炎帝，那麼，這個氏族在中國前後遷徙發展多大範圍，那必然是多少代人的長期行為，如果偏離全麵地僅看作一人所為，或將幾十代人的故事彙聚至一人，那是我們的思想方法出了問題。
關於嚐百草、種五穀，由黍稷這類穀物的本質屬性，決定了它隻能是發現、栽培、推廣於北方的幹旱地區。炎帝神農氏既然未能始創水稻栽培，說明當時尚未在江南活動，豈有“崩葬長沙”之可能？
《博物誌》中說：“榆州孤而無使，曲沃伐之而亡。”《汲塚周書》記載“昔烈山帝榆罔之後，其國為榆州。曲沃滅榆州，其社存焉，謂之榆社。地次相接者為榆次”，兩個地名均在今山西晉中地區，事件記載均為春秋時代。另外，榆州後設榆社縣，浮山縣有榆社村，臨汾縣有小榆鄉，解州有解榆，古亦為榆州。《路史》記載“炎帝參盧，是曰榆罔，居空桑”，古空桑在今河南開封南陳留鎮。足見神農末代榆罔的後裔群體遍布現山西晉中、晉南乃至河南北部地區。
《路史》特別對炎帝神農氏族的後期走向，提供了曆史性的關鍵說明：“商周間衍出幽冀上黨”，即商周之前，炎帝神農氏族一直在始創農耕的幽州冀州之上黨地區，商周時期才衍出至湖南，《路史》載湖南“所葬代雲衣冠”，即是準確的說明。
且不論湖北神農架世傳《黑暗傳》雲“神農上了羊頭山”，也不論《山海經》記載“神農嚐五穀之所，山形象羊頭”，更不談羊頭山秬黍為中華文化“律度量衡”之本，僅就事理而論，炎帝神農氏在羊頭山獲嘉禾，其子農官“柱出茲山”，蚩尤逐帝榆罔而“出羊水”。僅此，自炎帝神農氏始祖開始，八代之中即有三代明確記載在羊頭山。豈有其中某一代者自己要求被千山萬水抬運至長江之南蠻荒之地埋葬之理？
但是，既有“崩葬長沙”之說，就一定有其所說之原由。晉之皇甫謐《帝王世紀》稱：“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長沙。”這是炎帝身故的最早記述。這是繼承了西漢的《淮南子》記載，天下分東、南、西、北、中五帝，而“南方火也，其帝炎帝”。《淮南子》多有道家陰陽五行之說，因此不免附會。以後，東漢的《白虎通》又進一步說“炎帝者，太陽也”。或許因此緣故，炎帝似乎開始成為離廣東不遠的南方籍人士。
縱觀中華五千年曆史，三皇五帝、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無一不在中原立國安邦，故有“逐鹿中原”之說。凡去嶺南，在個人多為“失意流放”，在國家多為“國破流亡”如南宋、南明，或國家分裂為南北朝等，豈有一統天下而皇帝忽居南、忽居北、忽居東、忽居西之理？我國曆代國都地址乃至三皇五帝活動地區的記載，都無法證明此說。即使交通如此發達之今日，國家首腦與首都也斷不會如此隨意搬遷。
五帝之說源於漢代盛行的道家陰陽五行學說，一切都以“五”而劃分。如天地劃分為“金木水火土”，金屬劃分為“金銀銅鐵錫”，人體劃分為“心肝脾肺腎”，五味為“酸甜苦辣鹹”等等。一年四季為此不得不穿鑿為“秋、冬、春、夏、長夏”五季，四個方向附會為“東、西、南、北、中”五方。人間帝王因此出來個“五方五帝”，難道僅有一帝在中原，其餘分屬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輪流稱帝乎？縱向曆史長河，豈能改為橫向平麵分布哉？
“盤古開天地”，“嫦娥奔月”，那是先民神話時代的觀念產物，現在科學時代隻能將其看作“有一個美麗的傳說”。“陰陽五行”學說的產生雖已脫離神話時代，卻尚未進化到當今科學時代，屬於過渡時代的產物，應一分為二地看待。
陰陽思想是宇宙間物質運動的普遍規律；“陰陽五行”學說作為陰陽思想的一種思維框架，其中有價值的成份很獨到，但一概論之則有問題。如金屬已知豈止五種，我們現在隨身的器物就離不開銅、鐵、鉛、鋁、鎳、鎘、鎂、錳等，元素周期表上帶“钅”的字就已經有64個。對應中國“金木水火土”五行學說的，是印度的“地、水、風、火”四種本原，沒有聽說因為缺了哪幾種，印度國家就怎麼樣了。五行學說或有其一定意義，但隨意套用，結果常常會莫名其妙。
按照五行學說的五方五帝，南方必須有一“帝”。按《路史》載“官長師事，悉以火紀，故稱炎焉”，男蘋注釋“世紀》雲：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為炎帝。關尹告列之子，神農有炎之德者”等等。就這樣，雖然炎帝神農氏在北方辛辛苦苦種黍稷五穀，但似乎應該配位南方之帝，因此就被請為“位在南方主夏”，盡管從未聽說他去過南方種過水稻，也未聽說炎帝神農氏去南方如何播生嘉穀。
諸多古文獻均有記載的炎帝神農累黍為尺、黍度黃鍾，“製雅琴度瑤瑟”的音律之依據均為秬黍，地點就在《山海經》記載精衛填海所述“西山”時的立足點羊頭山。“醴泉》書斷雲：上黨羊頭山嘉禾八穗，炎帝乃作《穗書》，用頒時令”，“太平寰宇記》記載羊頭山在縣北三十五裏，《山海經》雲神農嚐五穀之所，山形象羊頭”等等，均記載為上黨羊頭山。忽而炎帝成了“配位南方”，洛陽種植秬黍品種尚且致“鍾率失準，曆象失占，孔穴乖錯”，不知南方何來嘉禾秬黍以度量衡？何以確定音律？何以頒令《穗書》？（飛機車船運送乎？）假定曾專程前往南方公幹或私訪時崩葬，也從未聽說炎帝神農氏去南方的任何記載、事由和道理。
一個五行配位推出一堆矛盾，始終沒找到任何一個自圓其說的完整說法。詳細研究《路史》記載，終於逐漸領會此中原委。
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取得皇位，為了表示奉天承運，理應承繼大統，隨之遍訪天下帝王陵墓，修葺維新。《路史》記載：“太祖撫運，夢感見帝，於是馳節夐求，得諸南方。爰即貌祀，時序隆三獻。”原來是一次“夢”遇“炎帝”以後生出的事。
對此男蘋注曰：“廟在康樂鄉鹿原陂上，乾德五年建。太平興國中，將事官覆舟憚險，奏徙縣南隅。廟有胡真宮殿，雲帝之從臣，帝病告以當葬南方，視旗所矗，遇蟜即止，因葬於茲。今中途蟜梁嶺也，梁坑有轍跡。淳熙十三年，予請守臣劉清之奏，於陵近複置廟，乞以陵前唐興敝寺為之，謂佛殿其中而炎帝殿乎其旁，不惟不正，而三五之時未嚐有西方之教。君從之，即命軍使成其事，未竟而去。”
《路史》及男蘋的注果然對此事的記載較為詳盡，說明趙匡胤夢中得到啟示，即位第八年（967年）於鹿原陂建炎帝廟，趙光義即位之際（976年）遷至酃縣以南。據廟內胡真宮殿記載，炎帝病危時，告大臣要葬於南方“蟜”的地方，後葬於此。
到南宋時的淳熙十三年（1187年），廟的住持通過官員上奏，說炎帝廟建在佛寺旁邊，佛寺正而炎帝廟偏，奏請建廟於佛寺位置。佛教是外來宗教，尚且建造在先占了好的位置，炎帝廟在其後建造，也沒有辦法。此事獲得準奏，但受命者並未執行其事。南宋時所撰《路史》表示“我宋火紀，上協神農，豈其苗裔邪”，即炎帝廟建在佛寺旁邊，神農似乎成為佛教中人的後裔？怎麼成了這個關係？問題提的極為尖銳。
依照廟裏的記載，似乎炎帝病危時要求離開始創農耕的中原所在，一定要千裏迢迢葬在南方蠻荒之地，似乎沒有任何道理與原由，所述難以自圓。特別是“帝病”留言，此說恰與炎帝神農氏嚐百草“中毒”不治而亡相互矛盾，難以置信。而至今湖南炎陵縣介紹炎帝神農氏還是嚐百草中毒而亡，與此說完全不同，可見湖南曆代學者對此說也未予采信。同時，宋朝距神農時代遠隔四千年，何來“衣冠”？“衣冠塚”之說亦不成立。宋代建造湖南炎帝陵的存在能夠說明的，隻是我中華炎黃子孫對遠祖的一廂追念。
一個皇帝的一個“夢”想，尚不知真假，竟引致曆代對此“夢想”之延伸發揮，不乏幽默。
湖南炎帝陵源頭概略如此，可見炎帝陵建於湖南，並無曆史依據。至今互聯網上湖南炎帝陵，還是使用高平炎帝陵碑的照片。
隨州炎帝傳說由來
軒轅黃帝統一天下後，炎帝神農氏族逐漸退出中原，除向其他方向流散之外，大批南遷。遷徙過程較為集中於商周時期，沿途必有蹤跡可尋。
隨州地處長江、漢水、淮河流域的交彙地帶，東承武漢，西接襄樊，北臨信陽，南達荊州，居“荊豫要衝”，扼“漢襄咽喉”，為“鄂北重鎮”。因其地理位置之獨到，三國時這一帶成為諸葛亮初期輔佐劉備北拒曹魏的戰略要地。那麼，軒轅黃帝入主中原，炎帝神農氏族遷徙南下，這裏應該留有蹤跡。
《路史》記載“神農之垗，在於茶陵……殷周之代，衍出幽冀上黨之郊爾。那麼，神農氏族由上黨遷徙到湖南乃至廣東，必然途徑湖北省。隨州市厲山鎮西距神農架僅200公裏，兩地的民俗風情、方言以及神農傳說都大抵相似，屬於和神農架相同類型的神農氏族南遷地區。”
南宋羅泌《路史》記載：“厲（列、賴）：帝之潛邦。一曰列，是曰列山，亦曰麗山，即厲山”。“潛邦”意為“龍潛”之後居所，就是炎帝神農氏族失政後所去之地。《路史》還記載：“神農井在賴山（即厲山），舊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人不敢觸。今惟一穴，大木旁蔭，即其處立社。”
先秦史籍，盛行縱橫、列行之說，“東西為橫，南北為縱；橫為列，縱為行”（如蘇秦張儀合縱連橫之策略），太行山南北走向故有“大行山”之稱；秦嶺為東西走向，古稱列山。羊頭山為南北走向的太行山山脈與太嶽山脈之間連接的橫向山脈，屬“列山”，由烈山墾荒而成“前望玉黍高原，後倚烈山大嶺”之“烈山”。
山西曆山在山西羊頭山以西沁水縣、垣曲縣交界處，也是與王屋山連接的東西走向山脈，同屬“列山”，而且舜帝曾親自耕作，是山西境內著名的“舜耕曆山”農耕遺跡。那麼軒轅黃帝得天下祭天登王屋山，見主峰“山形像王者之屋”，這就直接與炎帝神農氏相關，別無其它解釋了。
由神農氏族遷徙而先後經曆的列山（秦嶺山脈）、曆山、烈山等，就成為相互聯係的一係列山脈，統稱“連山”。直至“軒轅氏興”，炎帝神農氏族後裔失政南遷，在湖北所經之處留厲山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