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山、曆山、烈山、連山、厲山的讀音相近，這幾個“音近意連”的特有名稱，完全符合“同音同意，音近意連”的漢語發音規律。如果以中原古音讀出，同屬入聲字，讀音幾乎完全相同，從而透露著相近的名稱概念之間相同的文化內涵與文化演變的信息。
隨州曾出土我國年代最早的一套65件編鍾，是我國目前出土的數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齊的一套編鍾。全套編鍾總重量2567公斤。編鍾上刻有關於記事、標音、律名關係的錯金銘文。每件鍾都能發出兩個樂音，每鍾雙音並呈和諧的大小三度關係，其音階相當於現代國際上通用的C大調。
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編鍾時，還發現了一種秦、漢時已失傳的五弦琴，全長115厘米，折合為三尺四寸五分，同《世本》說的炎帝神農所創“三尺六寸六分”的琴，其長度相差無幾，這是個重要問題。古代能夠規範十二音律，能夠確定黃鍾音之音高者，唯有采用高平羊頭山秬黍。以“累黍為尺”進而“黍定黃鍾”，即橫排百粒羊頭山秬黍確定尺長，以其尺度之九寸律管，即可直接吹出黃鍾音，古樂器之音律由此而確定。
假定隨州出土是最古老的樂器，或具有最古老的音樂傳統，那就一定說明它傳承自山西東南部。舍此則無法精確定音並統一音律標準。
相傳神農氏誕生於厲山鎮九烈山神農洞，附近有古廟一座，內供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的塑像。這顯然是軒轅黃帝主政中原以後傳來的曆史遺跡，即軒轅黃帝主政中原在先，當地居民遷徙而來在後。
故《路史》記載：“隨：隨侯炎裔（得虵珠者）。故李白雲：漢東之國，神農之後”。隨州在漢水以東，漢東之國應即指隨州一帶。隨的字意有“走”的字形、字意有隨後、跟隨之意，且甲骨文裏無隨字。因此，隨州是炎帝神農氏族後裔所到之處比較清楚。
因此有文章指出“炎帝是以粟作農業為主的部落，活動在黃河流域的黃土地帶，他們的足跡超不出粟作農業分布的範圍。雖然在黃淮流域交錯地區粟稻種植有交錯……但那是很有限一個小的區域，可以肯定炎帝部落遷移的足跡沒有跨過長江，達到今天對炎黃崇拜熾熱的兩湖地區……所以，兩湖地區的炎帝崇拜，是後起的社會觀念形態所形成的。不可能是炎帝在北方轉了一個大圈後南下兩湖，死於斯而葬於此的。”（《有關炎帝文化的幾個問題》載《薑炎文化論》）。何光嶽先生指出：“神農氏隻能在一個地方誕生，而另一個地方的誕生地則無疑是他的另一個後裔，也襲稱為神農氏。在隨縣厲鄉的神農氏誕生地，當係榆罔南遷之後的一個後裔。”
那麼，高平炎帝神農遺跡與隨州炎帝神農遺跡的先後傳承關係就已經清楚了，隨州與湖南同屬一類炎帝神農後裔南遷的紀念地。有高平炎帝神農氏祖陵在先，南方建陵紀念在後，赤縣神州格局由此形成。
炎帝神農氏族發展脈絡
炎帝神農氏時代的版圖到底有多大？參照夏、商時期的版圖就能作出判斷。戰國名將吳起曾對魏國首任國王魏斯敘說夏朝的版圖：“東有濟水（發源於太行山，注入渤海），西有華山，南有伊闕（洛陽南郊），北有羊陽阪（山西平順東）”，疆域即現今山西、河南、陝西三省交界一帶。
對於商朝的版圖，吳起繼續說“東有泰山，西有孟門（河南輝縣西太行山關隘），南有黃河，北有恒山”，疆域即現今山西、河北、山東、河南北部一帶。
因此，《史記》記載“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夏、商兩個朝代的疆域尚且都沒有到達秦嶺淮河一線，要說遠祖炎帝神農氏患病臨終留言，要求越過秦嶺、跨過長江葬於南方一個當時誰都不知曉的蠻荒之地，產生這個說法並敢刻上石碑，這已經需要超然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勇氣。而敢於順著這個說法往下說，也同樣需要經曆學術良知的考驗。
“中華”、“中國諸華”是超越漢族，兼容不斷內遷中原的邊疆各民族之核心概念。公元300—600年，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各族紛紛向中原彙聚、建立政權。中原的中心地位備受尊崇。內遷各族都表現出對中原傳統的強烈認同意識。能否居中華正統，在當時成為一個政權是否能在社會輿論麵前取得合法存在資格的潛在標準。因此，內遷各族所建政權均從血統、地緣及文化製度方麵找到自己是聖人後代，理應居中華正統的根據。中原優越的自然地理特征造成的社會心理發展趨勢，左右著幾千年中華民族的人口遷徙流動。成功者不斷挺進適於農耕富饒的中原地區，失落者漸次退出中原，這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史。
神農氏族在很遠的早期由西北進入中原，後期又由中原南遷，就實踐了這個規律，不過這個過程是一段逐漸的漫長的曆史。薑羌氏族自神農時代直至漢朝一直定居上黨包括羊頭山，“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軒轅氏興，受炎帝參盧禪，封參盧於潞（上黨潞城），守其先塋，以奉神農之祀”（《羊頭山新記》）；“潞地，黃帝封炎帝之裔參盧（榆罔）於潞，後因以地為氏”（《姓考》）；“潞地，炎帝之後，黃帝封其與子於潞，春秋時潞子嬰兒，子孫以路為氏”（《姓篡》）；“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古陝縣焦城，今三門峽陝縣），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大禹之後於杞”（《史記·周本紀》）。這些記載，對我國中原的文明發展脈絡都是極為重要的記錄。
因炎帝神農氏居上黨，因此在太行、太嶽之野都有著廣泛的文化遺跡和遺存。因上黨地區周邊重山環繞，是華北最為封閉的地方。太行山通向河北河南兩省僅八陘九關，因此這裏發生的故事很難外傳。同時此地“居太行之巔，據天下之脊”，後世人跡罕至，從來不被人重視。古建築就是一例，目前全國宋金以前的古建築共161處，山西就有120處，上黨獨占80處，約占全國的一半。
上黨地區的上古傳說除了幾乎所有的神話，多數被從這裏遷出的人群將故事帶到了新的生活區域落地生根，反而造成此地曆史記載的空缺。因此除大量民間傳說與民俗資料外，我們隻能從方誌和古籍裏獲得點滴信息。但也正因為封閉的地理特點，原始的東西因較少受到衝擊得以保存，甚至連龍山文化時期人類所用的炊具，也可以在此地當代人的生活中找到蹤影。炎帝傳說與有關民俗賴以因此幸存。
關於我國各地的幾處炎帝陵，山西大學學者劉毓慶先生指出：
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是關於神農與炎帝是一人還是二人，學術界久有爭論。筆者認為有兩個神農氏，一是代表農業發生時代的“神農氏”，一是代表神權膨脹時代的“炎帝神農氏”，二者存在著繼承、取代關係。故行文中合而論之，未作詳細區分。第二是關於陝西、湖南炎帝陵的問題，筆者認為，這和炎帝族的遷徙有關。炎帝族是古羌人的一支，其初在大西北，本為遊牧氏族。後來遷徙到山西境內，與已進入農業社會的“神農氏”融合，遂而有了“炎帝神農氏”。其後為後進的遊牧部落黃帝所戰敗，一部分融入了黃帝部落；一部分留在大山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保持著個性（甲骨文中之羌、周宣王時的薑戎氏當為其列）；一部分南遷，這就有了南方的炎帝陵。寶雞炎帝陵，疑出自夏商以後。夏商之際，在中原政治衝突中，夏人及薑姬二姓大批進入陝西境內，這樣就把炎帝、黃帝的傳說帶到了這裏。同時關中自周到唐約二千年間，多數時間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為天下所關注，故上古傳說最容易附會於此地，此地傳說也最容易播揚四方。比如關於“薑螈生稷”的傳說，從漢儒以來，一直說在陝西武功。而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則據實地考察武功一帶原始文化遺跡，得出了一個近於嚴酷的結論，他非常嚴肅地宣布：“可以肯定地說，這個傳說完全出於後人的附會。”（《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42頁）錢穆《西周地理考》、王玉哲先生《中華遠古史》，也對此傳說作了徹底否定。炎帝在寶雞的傳說當與此同。
古地名誌中記載寶雞縣有薑氏城。固然，距今7000年左右的薑姓氏族遠祖，陝西或許也是發祥地之一，但從目前發掘出來的與此同期的典型遺址西安半坡文化來看，還處在母係氏族社會、漁獵采集階段，農耕文化不占主導地位，顯然沒有進入神農嚐百草的時期。而古國的出現，至少應該是在農耕文化繁榮的基礎上產生，薑氏城當時隻可能是一座部落聚落中心，離“古國”的標準還有差距。
可見，隻有農耕的出現，才會產生群體組織和領袖，才有工具耒耜為標誌的類似“權杖”的出現，才有人手持長形物體的象形字“伊”“尹”的產生（“尹”字為右邊橫過來一隻手，斜握一個長物）。而“伊”字恰是“伊耆氏”之“伊”，並有初始之義，如“下車伊始”等。同音同義，“一”字是億萬之始，常用於農耕“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故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農耕出現才導致“國”產生。
關於“初都陳後居曲阜”，關於上古的古籍文獻從無此記載。炎帝族如果最初由陝西穿越華夏部族聚集的黃河中遊一帶去山東，首先是目地何在？是被迫？被迫的原因何在？是主動遷徙？向洪水肆虐的平原發展是為了什麼？
這不僅有必須殺出一條血路的問題，不論以工具（兵器）糧草為標誌的戰爭軍需，還是群體組織水準，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政治、經濟、交通條件都不可能，古、今史學者沒有一個認同這一觀點。
當代考古成果也證實，炎帝族尚赤（崇尚紅色，這個傳統傳承至今），東夷族崇尚灰、褐乃至黑色。晉南和豫西交界地區發掘出土大量體現為仰韶文化時期泥質紅陶、紅頂碗等遺存；而在豫東、河北、山東聚落的部族，則是以灰陶與褐陶為主、少量黑陶的大汶口文化，這是太昊少昊氏族文化的主要特征。而且這種文化隨著年代推移，有從豫東向河北、山東遷徙的趨勢，這也從另一個方麵印證了古籍中“初都陳，後居曲阜”的記載，反映的是太昊少昊氏族集團而非炎帝神農氏族。炎帝神農氏陵廟在上黨，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能夠對炎帝神農氏陵廟作出最後結論的，應該是有著深厚的學識與真知灼見者。2005年的一篇學術會議報道，基本對此作出了結論：
山西講“華夏文明5000年”，應從炎帝始。炎帝至今5200年，黃帝4700年，堯舜至今4300年（據中國社科院曆史所編製《中國曆史年表》，中國社科院2002年版），炎帝族的發祥地在古上黨。
去年7月，中國社科院先秦史學會在高平召開“2004年炎帝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來自18個省（市、自治區）的70餘位專家學者，通過實地勘察，大多數人認為：在陝西寶雞、湖北厲山、湖南茶陵，山西上黨這四處炎帝文化遺存密集區，隻有上黨地區形成了完整的炎帝族生活鏈。炎帝出生、成長、創業、建國、殯葬、陵廟群，都在古上黨高平縣羊頭山方圓百裏之內。
高平羊頭山之稱，源於古本《山海經》，宋《太平寰宇記》卷四十四雲：“高平縣羊頭山，在縣北三十五裏。《山海經》雲，神農嚐五穀之所，山形象羊頭”。
炎帝族群靠山而居，用火來開辟耕地，進行生產和耕耘，反映了我國史前洪荒時期人類曾遭遇洪水為害的曆史，這時的人類隻有棲居山嶺才能躲避洪水之害，火焚山草，是一種較為簡便的墾荒辦法。然而，炎帝族所“烈”的那個山，源於何處？有的古籍上說湖北隨縣（現隨州市）厲山是炎帝誕生之地，然而卻未能在考查民俗、傳說等各類遺傳係統中有新的發現，一些史學權威也多有否定之說。近年來，山西考古界在垣曲縣北橄鄉的棗園村發現了7000年前的農耕文化遺址，那裏有火燒山灰的遺存，發現這是一支由東南50裏處曆山一帶發源，輾轉遷徙而來的原始先民。而曆山地區遷徙的原始先民中，還有一支有向東部陽城、沁水方向遷徙的遺跡。由此我們可以判斷，說這是一支發源於曆山（曆山氏），因烈山而得名（烈山氏）的炎帝神農氏部落，由陽城、沁水繼續向東遷徙，最後到達高平羊頭山，繼續用“烈山”的方式墾荒，是完全有可能的。遷徙總的方向，與炎帝神農部落由西北向東南運動的大走向一致。
著名曆史學家、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王俊義教授特別指出：“從上述長治市、高平市一帶現存有關炎帝的遺址、遺跡看，其時間之久遠、範圍之廣闊、密度之集中、體係之完整，都令人歎為觀止。我們考察組一行由於工作關係，近幾年曾到過目前國內炎帝遺跡相對集中的湖南炎帝陵、湖北神農架、陝西寶雞神農祠、各地現有炎帝遺存，都不像長治、高平如此密集。”
炎帝神農氏族馳騁中原，曾經輝煌燦爛，永遠成為我中華遠祖驕傲的曆史。他們由西北偏遠挺進中原，在太行之巔開創了最初的農耕文明。他們“居太行之巔，據天下之脊”，“北拒幽燕，南瞰中原”，雄踞中原數千年。中原失意，他們又跨黃河，越長江，開辟蠻荒，繼續向南傳播農耕文明的火種。
南北關山萬裏，能夠說明相互關係的，還見於長治縣羊頭嶺一帶一個頗有意味的民間傳說：炎帝神農氏在羊頭嶺始創農耕建國後，繼續嚐百草療民疾，不幸嚐“斷腸草”中毒身亡。炎帝神農氏牧養的六隻白羊，等不到神農氏歸來，日久成仙。它們經常在羊頭嶺西南角的羊池邊吃草飲水。一天，一隻小白羊跑到現在西坡村的桃林摘桃吃。桃園中的青年農夫發現小白羊把羊皮脫掉，變成一位窈窕美麗的仙女，摘了桃子就跑到了羊頭嶺上。
待小白羊再來時，農夫悄悄把羊皮拿走放入一眼枯井。那仙女摘了桃子卻找不到自己的羊皮“神衣”不能回去，日久生情，結婚生子。恩愛夫妻無話不說，一日提起往事，丈夫透露了秘密，從枯井取出羊皮，妻子興奮之餘披在身上，結果變成山羊跑回羊頭嶺。丈夫攜子在羊頭嶺炎帝神農氏住過的地方，找到了六隻羊，左瞧右看無法分辨，丈夫急中生智，在兒子身上打了七七四十九棒，打的兒子哭天喊地。隻見一隻小白羊淚流滿麵地說：“我已不能回去，祝願你們父子永無饑餓”，隨即摘下五穀畦的豆子送給他們。回家後，豆子放在缸裏越吃越多。不料農夫娶了後妻，把缸打掃幹淨，從此再也沒有豆子了。
相傳南方災害瘟疫，民眾沒有飯吃。布穀鳥巡遊歸來報告了炎帝神靈。炎帝神靈扮作農夫，手執六束穀穗，囑咐仙羊到南方傳播五穀。小白羊恐兒子受罪不肯離去。其餘五隻羊變成五位身穿不同顏色衣服的仙人，拿著六把穀穗，騎著五匹毛色各異的羊降臨南方。仙人把良種穀穗留給了當地，祝曰“願永無荒饑”，隨即逝去，五匹仙羊也化為石羊。為了紀念給廣州帶來祝願的仙人，廣州人修建了“五仙觀”。明朝時的五仙觀在今廣州市惠福西路，觀中有仙人塑像。越秀公園修建有“五羊仙庭”，有五仙人石像，廣州故稱“五羊城”、“羊石城”、“仙城”、“羊城”、“穗城”。
廣州在雕塑五仙人塑像時，因有六把穀穗，隻好讓一隻領頭羊多銜了一束。值得思考的是廣州本地不產穀子，穀穗何來？六束穀穗為何僅有五隻羊？羊並非廣州標誌動物，何以羊為形象代言？南北兩地相隔萬裏，其中聯係卻如此緊密，極其耐人尋味。
那隻小白羊因念母子離別之情不忍心離去，炎帝神靈感其事跡，點石成金，石羊化作一顆金羊頭埋在羊頭嶺上，這就是羊頭嶺的地名傳說。此傳說流傳在羊頭嶺一帶民間，祭神農以羊祭，而不以牛祭，可見羊與炎帝氏族的關係。
明沈思孝《晉錄》記載：“晉俗勤儉，善殖利於外，即牧畜亦籍之外省。餘過朗陵，見羊群過者群動以千計。一一問之，則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則麾羊而南，隨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湖左右澤藪度歲，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幹剪毛若幹，餘則牧者自得之。”
山西的這種大規模牧羊方式，如同候鳥南北遷徙，冬則南下湖南，夏則返回山西，羊群始終吃鮮草。這個通暢的熟路，為古時薑姓氏族南遷湖南乃至廣州，提供了路線與走向，尤其放牧的主體為——羊，恰是薑姓氏族的圖騰。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廣州曾有人來羊頭嶺考察，立意建廟以示紀念，此中極其意味深長。
這個意味深長的事件能夠說明：
第一、廣州人絕非僅憑“空穴來風”就來高平“認祖歸宗”、立意出錢建廟，此事的認定必有由頭。
第二、這個由頭的依據是一個傳說，此傳說絕非今日或近代編造。否則不可能有如此精確的時間——“周夷王八年”。已知最早的文獻記載見於晉代，因此五羊傳說流傳至少於1500年前。
第三、廣州別稱“羊城”並簡稱“穗”，其標誌是羊銜著穀穗。能夠使這二者之間聯係的，隻有以羊為圖騰的農耕文化始創之炎帝神農薑姓氏族，於古代為文明落後的的廣州帶來農耕文化，並且是廣州地區曆史上最重大的標誌性事件。這個事件在廣州已經形成幾千年的深厚文化傳承，廣為共識，是絕非道聽途說就能形成的故事。
第四、《續南越誌》記載的“執六穗秬”，沒有對“黍為北方農作物”、“黍為多穗作物”、“秬黍為山西高平羊頭山獨有”之深厚的北方農耕文化了解，南方人根本不可能編造出這種傳說，也沒有編造的任何理由。
因此，隻剩一個答案：羊頭山炎帝神農氏族農耕文化由羊頭山原住居民攜帶至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