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縣有類似習俗的地方，河流居然是“羊頭神河”。壽陽縣羊頭寨、羊頭崖的地方，孩子滿月蒸各種麵食小動物，卻統稱“麵羊羊”。
1949年中國農民獲得解放，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人們走過了溫飽階段。過去的長工吃上了地主才能吃到的飯菜。結果吃精米精麵久之，反而要回頭追求吃營養、吃口味、吃新鮮。吃全麥麵，麥麩要求較多比例甚至全部麥麩磨進麵粉食用。米要黑米，麥要黑麥，五穀都要歸入黑五類。現在又進而吃“文化”、吃“環境”、吃“氛圍”，在高檔酒店包廂裏，周圍服務員小姐陪侍，大屏幕影視音響烘托，幾百元數千元的小酒碰著，主食卻選擇當年長工的主食玉米麵窩頭、玉米麵餅、高粱麵剔尖、玉米棒子切段、紅薯切塊、和子飯等等。令人感慨萬千。
山西農耕飲食文化還繁衍出杏花村古井汾酒、竹葉青酒，玫瑰汾酒、白玉汾酒，益源慶老陳醋等眾多原汁原味正宗的黃土飲食文化。2010年世博“明星”汾酒。原名汾清，別稱羊羔酒、汾州乾和酒。起源於2000多年前的黃酒，1400多年前第一次記載為“汾清”。此酒釀造技藝精湛，清香味醇，酒質如瓊漿玉液。早在1915年就曾代表中國參加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並榮獲甲等金質獎章。國家檔案館裏保存的閻錫山時期督軍府曆史檔案中，保留了汾酒曾參加1916年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的曆史記載（貴州茅台酒僅獲五等銀獎）。
古人常把烹飪與治國的道理聯係在一起。《中國的烹飪與治國理政》一文認為：在中國的飲食文化中，隨時可見飲食烹調與倫理政治相通的傾向。普通日用器物，一旦注以倫理政治的觀念，立即神聖不可侵犯。
祭品總是少不了酒，因此盛酒的器具便有了高低貴賤之分。大的盛酒器具為樽，小的即為椑。除去因是木材製作使用的“木”字旁，剩下的就是尊與卑，讀音連一個音節都沒有改變。後來為了盛放酒水保持木料不會裂縫，製作椑必須使用樹根材料，逐漸又出現象形字“杯”，右半邊“不”為地平線下開放延伸的樹根形象。
鼎是最突出的一例。
青銅鼎，自古屬國家重器，最初卻隻是造飯的用具，用作國器的意義在於，國家穩定的基礎是人民有食物。它的鼓腹，比其他容器能盛放更多的食物；兩耳，便於提攜移動；三足鼎立，方便置火燃燒。炊具和餐具合一，比當時的籩、釜、鑊、豆、簋等食器具具有更大的實用價值，所以古人認為是“調和五味之寶器”。用寶器供奉祖先或神靈，舉行重大禮儀，與天地和聲，擊之不同凡響，遠遠超過戰國時的澠池會上，藺相如提議，秦王為趙王擊缶之聲。
因鼎被尊為禮器。傳說黃帝鑄造三隻鼎，以此象征天地人；夏禹收羅全國的金屬，鑄成九個大鼎，作為傳國之寶。周滅商後，鑄九鼎於鎬京，舉行隆重的定鼎儀式，自此，定鼎喻為國家政權奠基，鼎也就成為國家權力的象征。鼎有了這種特殊價值，就不能為普通人所擁有，因此又有列鼎製度。天子可以有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士、大夫、諸侯、天子，權力愈大，擁有的鼎就愈多。所以鍾鳴鼎食之家，都是指王公貴族，任何公卿哪怕權力再大，都不能超越鼎的限量，誰要超越這規定，就是僭越，屬犯上作亂，要受到懲罰。
《左傳》記載了周朝後期衰微，楚國崛起稱霸中原，周定王派使臣去慰問，楚莊王躊躇滿誌地打聽周鼎的輕重大小，使臣正色道：“周德雖衰，天數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鼎的輕重大小是不能問的，問鼎就是窺視政權。從此問鼎成為圖謀不軌的象征，遷鼎也就是國家政權滅亡了。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山西太原出土戰國古墓，根據出土的三套鼎均為七隻一套，立即就認定為趙簡子或趙襄子之一的戰國古墓，後考證基本確認為趙簡子墓。文物到香港展出期間，港人多不知趙簡子是何人。為此專家反問，是否聽過《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答曰知道。問追狼者是否為一個年輕將軍？答曰：是。專家隨即告知：狼係中山國（今河北正定縣一帶）之中山狼，追狼的年輕將軍即趙簡子也。眾恍然大悟。
飯鍋從食器演變為禮器，鼎就不再是飯鍋而是權力和榮耀的象征，能鼎上操作的都是身居高位的統治者，所以調和鼎鼐這一純屬烹調的術語，在古代亦可作為宰相治國理政的代稱。春秋時晏嬰對齊景公談論君臣關係時，以和羹比喻說：“和如羹焉，水火鹽梅，於烹酰醢魚肉。”
孫子論兵學喻為烹飪之學，淮南子論治學以烹飪為例證，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更是以飲食比喻治國的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