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不高興了，“你不要忘本，能幫助鄉裏鄉親的，一定要幫。現在全鄉的人都知道，你從大上海來到廬陽，風光得很，一出手，就把縣委書記訓了一通，你表弟不但沒坐牢，政府還賠了一萬多。”
鄭凡說，“爸，我隻是在上海當學生，不是在上海當市長，到廬陽來也隻是普通工作人員，你就不要給我添亂了。”
父親生氣了，他將酒杯裏酒一口喝幹，站起身默默地向房裏走去。
鄭凡小心地跟了進去，在落滿了木頭氣息的老屋裏，他更加小心地對父親說，“爸，你不要生氣。今後凡是我能辦的事，我一定辦！”
他覺得為了父親，他得把不能辦的事辦了，不該說的話說了。鄉裏鄉親的上訪告狀，求醫問藥，還有自己買房、結婚、辦體麵的婚禮，所有棘手的事，他一件都不能怠慢。
這個年過得並不輕鬆，為了節省話費，鄭凡跟韋麗每天互發信息，訴說沒有對方的寂寞與別扭。大年初一，鄭凡忍不住給韋麗打了一個電話，韋麗在電話裏說的第一句話，“我把你給賣了！”
鄭凡大年初一聽這話，莫名其妙，“把我給賣了，賣給誰？”
韋麗好像嘴裏啃著水果，邊嚼邊說，“賣給我媽。”
鄭凡覺得韋麗越說越不靠譜，“你喝酒了？盡說醉話。”
韋麗輕鬆地說，“沒喝酒。我媽逼我跟縣裏一個倒煤炭的煤販子見麵，煤販子縣城有一幢別墅，兩部小汽車，廬陽還有三套公寓，你說我怎麼辦？”
玩花船的來了，外麵響起了劇烈的鞭炮聲，突如其來的爆響淹沒了鄭凡和韋麗遙相呼應的通話。
鞭炮聲過後，電話又連上了，事情的真相是，母親逼韋麗跟煤販子見麵，韋麗跟母親說自己已經拿過結婚證了，賣水果的母親根本不相信，韋麗當場從包裏掏出了結婚證，母親看了後被女兒的膽大妄為和忤逆不孝氣瘋了，她嚎啕大哭捶胸頓足地要去跳河，韋麗從地上拉起母親，說，“媽，我陪你一起去跳！”
鄭凡問，那後來呢？韋麗說後來母親突然就不哭了，再也不提跳河了，河水太冷，誰願意跳？
過年回到廬陽後，韋麗在出租屋裏說起那些驚心動魄的事情就像說別人的事情一樣，很輕鬆。賣水果的母親活得很實際，一家風裏來雨裏去地做小買賣吃苦受累隻是不讓一家人餓死，所以倒煤炭的販子把房子車子亮出來的時候，母親不可能無動於衷，她對鄭凡是碩士還是博士沒有絲毫的概念，過年期間問的唯一的一句話，“你們住哪兒，房子呢？”韋麗說，“要房子幹嗎？”母親說，“沒房子睡在哪兒？”韋麗說，“反正沒睡在橋洞裏。”母親說，“你們結婚酒席沒辦，不算數的，把那個結婚證退掉，不就行了！年前西門老街的何四開摩托車把人撞了，駕駛證就作廢了，駕駛證能吊銷，結婚證也能吊銷。”韋麗一不做二不休地說，“媽，你要是逼我嫁給煤販子做二奶，我進門的第一件事就放火把他的房子全燒了，再多的房子也等於沒房。”母親一點辦法都沒有，隻得抱著枕頭抹眼淚。其實韋麗有點冤枉了煤販子，人家是死了老婆才托人來提親的，頂多算填房，不是做二奶。
鄭凡將韋麗摟在懷裏，說話的聲音有些發顫，“對不起，我讓你受委屈了！”
韋麗用指頭戳了一下鄭凡的額頭，“你對不起柳燕燕，你讓柳燕燕受委屈了！”
鄭凡被韋麗的話蒙暈了，“你怎麼說這莫名其妙的話？”
韋麗吊住鄭凡的脖子，“年三十晚上，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你跟柳燕燕走進了一個高檔小區裏，兩個人手牽著手，笑得很下流。”
藝研所工資低，待遇差，所裏平時上班也沒什麼壓力，一般上午去半天就行了，下午在家做研究。其實上午去辦公室也沒什麼實際意義，五六個人擠在一間木質地板已經腐朽的辦公室裏，根本就無法做學問，所以上班對於他們來說類似於一種儀式，一種公職人員忠於職守的象征，大家聚在一起除了躲不過去的政治學習和業務學習，大多數時候是在天南海北地說一些與工作無關的杞人憂天的事情。郭之遠所長的政治前途和業務前途基本上已經到頭了，所以對手下很寬鬆，他跟所有的科研機構一樣，要求每個人領一個項目或做一個課題，以在家研究為主，之於一個課題或項目兩年還是三年完成，沒個準數，自己提交一個選題報告就行，也沒人來較真，政府現在一門心思抓經濟建設，至於研究黃梅戲之類的文化工作，相當於一個人化妝的時候多搽點粉，可有可無，無關大局。鄭凡年前已經確定的研究選題是《黃梅戲民間藝術的都市化流變》，選題完成的時間擬定三年。鄭凡之所以放棄對黃梅戲人物的研究，是因為他覺得嚴鳳英、王少舫這些死了的藝術家還好做一些，而大多數活著的黃梅戲藝術家則不好把握，有的人把人生當戲，有的人把戲當人生，很複雜。郭之遠覺得鄭凡說得有道理，就勸他最好花五年時間弄一本書出來，做紮實些，到時候爭取市裏的文化專項基金出版。因為前期鄭凡做過三個月的調研，所以鄭凡兩個月就拉出了提綱，搭好了架子，他覺得完成這本書根本要不了五年時間，年一過，鄭凡在考慮自己專業研究的同時，不得不考慮自己和韋麗的下一步日子究竟怎麼過。
鄭凡一再說要買上自己的房子，可對韋麗來說，這是一張根本不需要兌現的空頭支票，她從來就沒想過結婚與房子有什麼聯係，女人結婚隻與男人有關係，還有就是結婚必須拿結婚證，不拿證違法，不買房子不違法，而鄭凡想到的是即使不能給韋麗全部的幸福，可最起碼得給自己的女人一個窩。在這個問題上他和韋麗幾乎無法溝通，主要是韋麗不願跟他溝通，女人為了愛情可以不要整個世界，還要房子幹嘛呢。他無法跟韋麗共同製定一個生活目標，所以在鄭凡的內心深處，他隻能自己跟自己打賭，三年內無論如何得買一套房子，辦一個體麵的婚禮，把韋麗體麵地娶進門，他算了一下，賭贏了的時候，正好三十歲。怎樣才能賭贏呢，整整一個冬天，他都無比困惑，找不到出路，想不出辦法。黃杉對他說，“必須劍走偏鋒，另辟蹊徑才有出路！”鄭凡問黃杉“偏鋒”、“蹊徑”在哪兒呢，黃杉說在你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裏，而不在你的辦公室裏和選題報告中。
上海求職失敗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鄭凡三十而立的最初定位跟韋麗母親一樣實際，守住旱澇保收的鐵飯碗，穩住老婆孩子熱炕頭。這是人生的最低目標，也是最高目標。當年大學時代的宿舍裏，宏偉的理想每天都在煽動著每個人狂妄而自負的情緒，情緒在相互傳染後，一個比一個牛，鄭凡想當一個講授屈原和楚辭的教授，黃杉想當作家，舒懷想辦一所自任校長的私立中學，堅決把老家的縣一中壓趴下，秦天的理想居然是當國務院副總理。可大學畢業幾年後，一切都已物是人非，黃杉發表過十幾行詩歌後，文學從此不見長進，如今落到靠棲身小報寫表揚稿混點煙酒的地步，作家是徹底沒戲了；舒懷私立中學校長沒當成，自己落草到一個私立中學打工；鄭凡當古代文學教授的美夢早已灰飛煙滅，他現在最迫切要做的竟然是當一個好丈夫；秦天去了北京，具體下落不明，可以肯定的是，當副總理如今連他自己在夢裏都不會相信。
其實鄭凡內心一直是處於掙紮和矛盾狀態的，比如郭之遠所長把他當做人才網羅進來的時候，他就很激動，很受鼓舞，像是運動員服用了興奮劑一樣亢奮，他想回報所長的知遇之恩，想在黃梅戲研究上做出突破性的貢獻，而且他已經做了大量的案頭準備，對黃梅戲進入都市後的藝術流變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跟所長彙報過自己的研究思路後，所長郭之遠一拍桌子，情緒很誇張地說，“當初選你是選對了，我的眼光沒錯！”鄭凡跟所長談選題的時候，一上午都不會想到自己已經結過婚了，甚至忘乎所以到連韋麗的名字都卡了殼；而他一回到城中村出租屋點著蜂窩煤爐熬稀飯的時候，他就尖銳地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扛起了根本扛不動的婚姻。春天還沒完全蘇醒，城中村的蒼蠅們提前活了過來，它們身體虛弱地圍繞著鄭凡的頭頂和蜂窩煤爐飛行，它們與鄭凡一樣在沒落的黃昏裏饑餓難忍。
一次會議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的觀念，也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所以中國人特別喜歡開會。
市裏召開文化體製改革工作座談會，藝研所要派一個人參加，所長郭之遠點名要鄭凡去並做一個專題發言，經過一個星期的準備，鄭凡底氣十足地打算亮出自己驚世駭俗的觀點，他要在會上狠狠地露上兩手，也好給所長郭之遠長長臉。
文化體製改革座談會在市政務中心一間溫暖如春的會議室裏舉行，不許抽煙，但允許吃水果，一盤盤免費的水果間隔著擺放在鮮花花籃中間，除了一些矜持的演員和嚴肅的領導，大多數與會者都吃得毫不手軟，鄭凡在春寒料峭的天氣裏吃著鮮荔枝，想起了“一騎紅塵妃子笑，誰人知是荔枝來”的詩句，要說楊貴妃腐敗，他們此刻比楊貴妃還要腐敗，因為楊貴妃在這個季節肯定吃不到荔枝。
會議主持者先說了一通文化體製改革對於現在、將來的意義，又把上麵的文件精神照本宣科地重複給每個與會者，然後定下調子說，所有經營性的文化事業單位諸如廣播、電視、報社、出版社、期刊、劇團等一律推向市場，這是改革的潮流，曆史的必然。歡迎各位為全市的文化事業單位年內實現全麵轉製出謀劃策。
其實所有的改製方案早已出台，這個會議不是來論證要不要改製，也不是討論如何改製，主要是讓各位來闡述改製的正確性、必要性、真理性，至於說請各位出謀劃策，那完全是一個禮貌的托詞，相當於給人贈書時扉頁簽上“敬請指正！”，書都出來了，怎麼指正，還能燒了重印？大多數人都知道怎麼回事，所以也沒太當真，他們一邊努力地吃水果一邊積極地表示堅決支持、熱烈擁護，會議差不多演變成了一個文化體製改革的表態會和誓師動員大會。
參會的都是一些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人，大家都專注於吃水果，沒人在意年輕得看上去有些幼稚的鄭凡存在，要不是他坐到與會人員座位上，人們絕對會認為他是會議中心端茶倒水的服務員。輪到鄭凡發言還沒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所有人終於意識到今天的會場來了一個最不該來的人，會議主持人和在場的一位主抓文化體製改革的領導先是皺眉頭，緊接著臉色嚴峻，主抓改製的市領導忍無可忍地打斷鄭凡的發言，“這位小年輕，你怎麼盡唱反調，哪個單位的？全國的文化體製改革如火如荼，你一個人開曆史的倒車，簡直是蚍蜉撼樹，不自量力！”
領導的講話嚴厲而凶悍，鄭凡毫不示弱地反抗說，“我闡明的是學術觀點，是建立在專業理性之上的個人立場，你說我反對改革，這是把學術問題庸俗化，不可理喻！我決定退出這次會議，以表示我的抗議和對自己的學術立場的堅決捍衛！”鄭凡說完就夾起文件袋離開了會場，所有人看著鄭凡年輕而倔強的背影心情很複雜，有人在小聲議論著，“好像剛出校門的，沒吃過苦頭。”
鄭凡發言之前信心滿滿，他覺得自己的觀點肯定會給領導豁然開朗的啟迪，領導可能會在幡然醒悟後狠狠表揚一下自己高人一籌的獨立發現和獨到判斷，甚至不排除有將其重用的可能，屈原幫楚懷王改革取得極大成功就是一個典型的曆史先例。當然鄭凡參會並不是為投機而來，他的真實想法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水平，為一窮二白的藝研所和郭之遠爭一些麵子。鄭凡對文化體製改革以文件和運動的方式進行表示了專業性的質疑，他說文化產業化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而不是文件強製的結果，電視、圖書、音樂、繪畫、書法，你不發文件，它們也已經市場化了，而傳統的戲劇包括黃梅戲等地方戲，還有文學雜誌、學術期刊，你發文件也不能走向市場，推向市場等於是推向刑場，比如黃梅戲就沒有市場化的可能，也無法贏得市場，你把嚴鳳英、王少舫拉到今天的廬陽大戲院演《天仙配》、《女駙馬》、《牛郎與織女》能賣一個星期的滿場票嗎，不可能；你讓民國的四大名旦再到上海灘去試試，不出一個月就要出門討飯，現在是影視和大眾娛樂的時代，而不是戲劇的時代，不是傳統戲劇不好，而是傳統戲劇包括黃梅戲的曆史使命已經完成了，它們屬於文化遺產，應該是發掘、整理、保護。唐詩好不好？當然好，給你一萬億振興唐詩，能讓全國人民晚上不看電視不上網，一家人圍在一起吟古詩做格律嗎，還有文學雜誌、學術期刊這些都應該屬於公益文化事業，推向市場是外行領導內行的一個典型案例。鄭凡說話夾雜著太多三閭大夫的口氣，所以領導聽得牙齒縫裏冷風嗖嗖，額頭上卻是熱汗滾滾，一開始下麵有人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一看這情形，掌聲很快就半途而廢了。
鄭凡在會上犯上作亂並且中途退出會場的消息當天下午就傳遍了廬陽，日子過得乏味而無聊的各界人士反複咀嚼興趣盎然，他們甚至誇大其詞地傳出了鄭凡拍案而起、怒斥群雄的相關細節，說得有聲有色證據確鑿。傳播消息的人自己不會站出來惹事，但希望別人站出來，把事情鬧得越大越好，越大越過癮。所長對鄭凡會場發飆不是太相信，當他找來鄭凡把現場的情況核對了一遍後，所長臉上一片灰暗，他神情焦慮地說，“小鄭，你闖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