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星期一（2月23日）在接受法國第二電視台采訪時說：“法國提供的幫助是巨大的。”他還說，他仍同希拉克總統和韋德裏納外長保持著“經常性的”接觸。安南強調指出：“對阿拉伯世界來說，尊嚴問題是很重要的。”他責備說，國際社會沒有理解這一點，而主要采取了同巴格達“不溝通情況”的做法，聽任出現了一種“政治真空”（這種“政治真空”使國際社會同伊拉克的關係僅限於聯合國監督伊拉克銷毀化學生物武器特別委員會的行動及人道主義問題）。
安南還說：“我們應當作些事請，以改善同伊拉克的關係，以尊重和理解的態度對待伊拉克。”他認為，如果說伊拉克作出了讓步的話，那也是由於它受到了“許多壓力，其中包括希拉克總統同他們進行的接觸”。他的這番話使巴黎很感欣慰。
星期一晚上，希拉克對安南表示\"祝賀\"。他接著表示，他很“樂觀，比昨天還樂觀”。無論是在愛麗舍宮還是在凱多賽（法國外交部所在地），人們紛紛讚揚安南的技巧和職業水平。
安南在行動以前，並沒有什麼保障條件確保他的斡旋努力會取得成功。巴黎是知道這一點的。在所有西方國家首都中，最早和最堅決要求聯合國秘書長訪問巴格達的是巴黎。法國人認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恢複聯合國的權威。
此外，“在出現一勝一敗的局麵以前，伊拉克和美國應當停止下決心一掉”。必須在伊拉克的“銷誤”和可以對它進行的懲罰之間找到一種平衡。
在這個問題上，巴黎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了一種唯意誌主義和一種外交法動。巴黎積極地開展外交活動為的是最大限度地確保安南斡旋成功，顯然，法國給自己的外交活動確定的任務是，一方麵，鼓勵安南不惜一切代價前往巴格達訪問，另一方麵，要使美國相信有必要讓安南進行這樣一次訪問。與此同時，還應當使伊拉克明白，“沙時計裏麵的沙子即將漏盡”。
法國的介入和它的政策的確定可追溯到聯合國與巴格達危機的初期。當時，法國是唯一對事情的危性采取分析態度的國家，盡管大家都看到了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總統的固執態度和美國堅決要教訓伊拉克的決心。
法國的對外政策由總統和外長共同負責，由總統主導。希拉克毫不狡豫地“親自介入”了伊拉克危機問題，為的是避免人們走極端，同時也是為了向巴格達閘明固執態度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的後果。他一方麵向伊拉克指出出路，另一方麵也注意不破壞聯合國安理會的團結。這是一種平衝技巧。
巴黎並沒有同美國發生衝突。它給自己保留了活動餘地。從危機一開始，在韋德裏納和其美國同行馬德琳·奧爾布賴特共進工作晚餐時（1月29日）和第二天肖德林·奧爾布賴特同希拉克總統的外交顧問們進行會談時，兩國的觀點就出現了明顯分歧。但據一位法國人士說，雙方的合作意願也是明顯的。像巴黎一樣，華盛頓也不想破壞安理會的團結，也考慮到了軍事打擊中可能出現的意外情況。
聯合國監督伊拉克銷毀化學生物武器特別委員會（即聯合國伊拉克問題特別委員會）負責人理查德·巴特勒提出了一份提到同伊拉克的關係將出現危機形式的報告。1月30日，即在這份報告提由6天後，希拉克在同總理和外長協商一致以後決定，向巴格達派一名特使（他就是法國外交第二號人物貝持朗·迪富克）。這位法國特使帶去了法國總統的一封信和五點計劃。巴黎在五點計劃中提出，伊拉克總統住所及其周圍場所的核查工作可以采取特殊的\"反向對稱\"辦法。按照這種辦法，核查人員應包括聯合國監督伊拉克銷毀化學生物武器特別委員會、一些外交官和一些主要負責環境問題的專家，對總統官邸的核查則由大家共同負責。這就是人們說的“另一個聯合國監督伊拉克銷毀化學生物武器特別委員會\"。
為了使巴格達不對法國反對動武的含義有任何幻想，五點計劃的前三點重申了聯合國的包招687號決議在內的不可回避的各項決議。687號決議規定，取消石油禁運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伊拉克定全裁軍。迪富克從巴格達回國時，帶回了巴格達同意計劃中的一點的消息：伊拉克終於同意檢查“總統”住所的原則（在這以前，伊拉克一直堅持拒絕讓人們檢查總統住所）。
接著，法國總統和外長在巴黎接待了伊拉克外長薩哈夫；法國外長韋德裏納同伊拉克到總理阿齊茲進行電話會談；人們堅持要安南訪問巴格達；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供總統專機。
希拉克總統認為，應當趁熱打鐵。於是，他在星期一晚上分別同克林頓和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進行了電話會談。他還同加蓬、岡比亞和巴西的總統進行了聯係。加蓬、岡比亞和巴西都是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2月24日，法國《費加羅報》刊登了前外長阿蘭·佩雷菲特撰寫的一篇文章，題為《法國特有的……》，為法國特色的外交自鳴得意：
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有三國（中國、俄羅斯、法國）反對美國采取打擊行幼。這是因為，它們認為，同“沙漠風暴”行動相反，這種打擊行動是一種侵略行動，是一種不適合於消滅化學或生物武器的軍事行動，是美國的行動（克林頓要獨自確定這一行動的目標和戰爭手尋段）。
但中國和俄羅斯可能並不會為美國得罪阿拉伯輿論而感到遺憾。這兩個國家隻滿足於提出一些並不能真正妨礙美國政府的抗議。隻有法國敢於采取行動，從而為聯合國秘書長作出的努力提供了成功的機會。
法國的行動表明，美國的最好夥伴乃是善於對美國的立場提反對看法的國家。在不使克林頓處於困境中的情況下，通過公開堅持外交解決辦法，法國為使克林頓避免一次可怕的失誤作出了貢獻。
為什麼像法國這樣一個國家（我國有些人常常首先說法國是“中等國家”，甚至說法國是“小國”）能發揮這麼大的作用？這是因為法國在世界上的信譽比法國自已的估計還要高。從戴高樂時期以來，世界各地都知道有一個法國。在法國忘掉了自我時，法國就沒有什麼分量了。當法國想起了自我時，其它國家就會聽取法國的意見。
這就是法國特有的外交。對於歐洲的多數國家來說，法國的對外政策隻不過是一種地區範圍內的對外政策，一種致力於處理鄰國關係的對外政策。
但危機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應該看到，英國殷勤地倒向了美國。德國順從地服從了美國。甚至意大利也情緒不佳。設想，如果存在由多數歐洲國家確定的“歐洲對外政策”，那會怎樣呢？那法國就會不得不服從這種“歐洲對外政策”，歐洲就會二話不說地追隨美國的衝動作法。
是否應當匆忙地抱怨歐盟尚未製定共同的對外政策？歐洲即使已有了對外政策，這種對外政策是否就一定是歐洲的對外政策？在沒有弄清製度應當遵循什麼路線以前，不應當急於建立一種製度機製。內容應優先於形式。如果隻是要共同或分別“附和”華盛頓，那麼，有沒有一種製度機製是無關緊要的。如果是要表達一種多極世界信息，那就應該有一種製度機製，因為“聯盟”（團結）才會有力量。
路透社巴黎2月24日的新聞分析也說，法國從伊拉克危機中找回了自信：
法國花好幾年的時間才習慣了它己不再是昔日那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的現實。
但是它在促成解決伊拉克危機的協議方麵所發揮的關健作用又使它找回了自信，並證明它仍能夠對美國發揮製約作用——但必須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支持下才能做到。
左翼的《解放報》說：“最近這三個星期以來，法國的立場一直介乎於莫斯科息事寧人的態度和華盛頓好鬥的立場之間。”
它說：“這場危機提高了巴黎的地位。法國證明，它能夠在重大的危機中既同美國分庭抗禮，又繼續充當它的盟友。長期以來，它一直沒有獲得這樣的機會。”
在整個這場危機中，法國既反對對伊拉克動武，又堅持伊拉克必須遵守聯合國的決議。它於本月初派自己的調解人前往巴格達，並提出了一些建議，而這些建議構成了後來協議的基礎。
法國由於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成功出使巴格達有著引人注目的聯係，從而獲得了很大的好處。安南在已格達斯間，簽署了武器核查的協議，從而避免了對伊拉克動武。
法國總統希拉克是達成協議後世界上第一位同安南舉行麵對麵會晤的領導人。他在昨晚說安南取道巴黎返回紐約時設宴款待了他，而此前，他將自己的座機借給安南，供其出使巴格達執行和平使命。
法國《世界日報》說：“法國由於沒有直接反對美國的立場，因此有餘地施展策略。”
雖然法國同聯合國其它兩個成員國俄羅斯和中國一樣對向伊動武抱懷疑態度，但法國一直較為謹慎，沒有公開批評美國和英國轟炸伊拉克以迫使其接受核查的計劃。
而關健的是，這使得法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居於中間的位置，使它贏得了各方對這樣一項政策的支持：如果單靠法國一方采取行動，是不可能獲得通過的。
《解放報》說：“在這場危機中……是聯合國在為美國製定外交政策。”
法國外交部女發言人說：“解決這場危機的決議是外交上的一次勝利——顯然是對法國、聯合國、安理會和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而言的，特別是對科菲·安南而言。”
一位外交家評論道，其結果是，安理會又重新在國際事務中占據了首要位置。自1991年美國在海灣戰爭中單方麵對伊拉克采取行動或以采取行動相威脅以來，安理會的作用逐步減退了。
對法國而言，擴大安理會的影響隻會增加它因在這場危機中發揮的作用而獲取的外交上的好處。法國同美國之間不穩定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在二戰後美蘇兩國間的冷戰時期，當時法國拒絕對美國言聽計從。
預計，法國發揮的和平調解者的作用還會為它在阿拉伯世界中贏得朋友，並幫助歐洲在中東和平進程中獲得發言權。
英國：與美有\"特殊關係\"
二百多年前，美國隻不過是英國的海外殖民地。1783年，一場獨立戰爭割斷了英美間的母子臍帶關係。然而，歲月愈久，愈加使英美感到這種母子關係的特殊與重要。
1982年，英阿馬島戰爭，整個西半球隻有一家支持英國出兵阿根廷。這就是美國。
在今天的伊拉克危機中，在眾多盟國中，隻有英國從一開始就堅決支持美國，據有關人士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克林頓正逢多事之秋，不僅內外政策多受國會的嚴重擊肘，還遇到緋聞的困擾，克林頓需一種振興力量。
而英國首相布萊爾在其國內如日中天，支持率達70%以上，英美又有天然聯係的紐帶，克布還為牛津大學校友，兩人共同點很多，布萊爾自然要為克林頓“雪中送炭”。英國《泰晤士報》大字標題是：布萊爾要拉克林頓一把！
其次，從長遠看，在介入地區衝突方麵，美國竭力避免“單刀赴會”，需要英國這個軍事大國的配合。美國自然還希冀英國在歐盟內部發揮作用，協調與土耳其及東中歐諸國的關係。在法美關係橫生枝節的令天，英國的策應尤為重要。
最後，英美兩國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傳統，乃至共同的哲學信仰，因而兩國關係獲得了先天的有利條件。加上二戰和戰後的冷戰因素作用，英美關係長期以來被視力一種“特別關係”。
近年來，由於地區衝突不斷，國際安全體係的調整，以及美英兩國國內運作的需要，美英特殊關係依然存在更大的範圍，布萊爾和克林頓竭力給英美特殊關係帶來新活力。
而且從總體上看，英美實力都出現相對衰退現象。美國要維係其\"霸主\"地位，英國的軍事力量就會派上用場，英美特殊關係也會獲得持續刺激力量。
我國著名國際問題評論家李文政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了英國順風吹火、支持美國動武的作法：
對當前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很多國家力主政治解決，英國卻全力響應美國的武力威脅政策，因而十分紮眼。日前，英國首相布萊萊爾正式訪問華盛頓，與克林頓總統商討對策。緊接著，英國“無敵”號艦母緊隨美國的“華盛頓”號等3艘航母開進海灣待命。一時間，英美關係顯得異常熱烈。英國此次緊跟美國順風吹火，純係英美關係的慣性使然，尤其顯示了它們當前特別需要相互借重的一麵。
在當今世界政治舞台上，各國政治家們以不同的語言講話，以不同的姿態行事，但基本目標依然是維護各自的利益。英國積極追隨美國去火中取栗，要害也在這裏。英國生活在美國與歐洲大陸之間，傳統和現實都決定英國對昔日的“英美特珠關係”滿懷企盼和熱情。戰後，英國的實力日超衰落。東麵是法德主宰的天下。英國雖在經濟上越來越多地位依靠歐洲，但要繼續維護其大國地位與形象及廣泛的海外利益，隻有向西借助傳統盟友美國。從近期看，英國希翼借靠近美國，影響美國的一些政策取向，比如美國\"達馬托法\"的實施和在北愛和談上的配合等等。克林頓己對布萊爾作出保證，一定要讓布萊爾為他的華盛頓之行“感到驕傲”。
英國順風吹火，為美國在海灣再次動武助勢，這不僅在西方盟國內部引起了紛爭，也招致很多海灣國家的不滿。應當說，英美目前的處境是相當孤立的。如果美國在這場危機中失手，那麼不僅克林頓的威信要大打折和，布菜爾首相恐怕也不會輕鬆。難怪人們對英國此時此刻為“英美特別關係”順風次火的做法提出了種種詰問。
在反對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的共同行動中，美英兩國情報人員還合夥策劃推翻薩達姆的政變。這更是其他國家所不敢為的。
2月17日，英國《獨立報》刊登帕特裏克·科伯恩的一篇報道，題為《軍情6處謀劃推翻薩達姆》：
由軍情6處——英國的秘密情報處——製定的一項旨在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總統的計劃，以不光彩的結局收場，導致它曆史上最慘痛的一次失敗。
由在約旦首都安曼的情報官員籌劃的這次政變，被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挫敗了。薩達姆處決了多這80名同謀者，並逮捕了好幾百人。
揭露出來的這一新情況將被普遍認為是與英國和美國的言論相矛盾的。這兩個國家一直聲稱，它們沒有推翻巴格達政權的計劃。它們反複說，唯一處於緊要關頭的問題是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的進入權問題。然而，18個月前，軍情6處和中央情報局合謀在伊拉克挑起了一場旨在推翻薩達姆總統的軍事政變。
伊拉克反對衣成員說，軍情6處和中央情報局挑選了一個組織，請它負責在伊拉克軍隊中要排造反行動，而眾所周知，這個組織內部有許多薩達姆的密探。
中央情報局特工很生白宮的氣，因為白宮不讓他們支持刺殺達姆或對薩達姆發動軍事襲擊的計劃。他們首次向《洛杉磯時報》記者證實，未遂的政變是由軍情6處和中央情報局共同策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