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嬸王大蘭一見到我，就拉著我的手哭了起來，“你二叔，他……。”
我二叔許克己穿著黑棉襖一動不動地坐著，也不睬我。我拉著二叔的棉襖袖子，說，“二叔，我回來看你來了。你還認識我嗎？”
二叔不支聲，僵硬的眼神一動不動，他一點反應都沒有，手裏死死地抱住茶壺，他就像日本電影《追捕》裏的恒祿進二那樣，一天到晚地坐著。我使勁地拽他的袖子，大聲地說，“二叔，是我呀，我的長篇小說很快就要出版了，我是來向你報喜的。”二叔茶壺裏的水潑灑了幾滴到到棉襖上，他依然無動於衷，我又點燃一支香煙放到二叔的嘴上，二叔不吸，也不吐，香煙在他灰紫的嘴唇上自生自滅地燃燒著。看著一個飽讀詩書的二叔，想象著我最崇拜的二叔已不食人間煙火，我忍不住流下淚來。
二嬸和堂弟小東本來是希望我回來能喚醒他的回憶，因為我是許氏家族中讓二叔最驕傲的一個後代，然而一個星期的接觸最終讓這一希望成為泡影。
市教育局鄭紅英局長和其他領導對我二叔的病情很關心，他們還給我二叔送了鮮花，鄭紅英局長對我二叔說，“老許，你要想得開一些，隻要你恢複健康了，我們可以讓你到市教育局教研室工作，讓你繼續發揮餘熱。”市局對我二叔病情的結論是，因為師範撤銷了，且又讓五十五歲的許克己提前退休，這讓對師範學校充滿感情和對評上副教授後準備大顯身手的許克己受到了刺激，所以精神上出了問題。鄭紅英說，“老許這個人就是認真，他可以沒飯吃，但不能沒書教。”
事實是，我二叔在師範學校沒撤銷前就失語了，隻不過最初階段人們沒有在意而已。而我在一個星期的調查裏得出的結論卻與此完全不同，我認為，我二叔許克己是因為耿耿去要發票，致使給鄭紅英局長送電熨鬥的事徹底敗露，這意味著他一生所捍衛的原則頃刻間在光天化日之下土崩瓦解。
二叔許克己的失語不管是不是精神分裂的結果，但我堅決認定，二叔是以失語這種方式為一生為人做事原則的崩潰與覆滅進行懺悔，他為自己一次目的並不明確的背叛進行贖罪。
我不願說出這個結論，是因為我說出來醫生會認為我很幼稚，別人也不會相信，更何況，生活本來就是不可告人。
我離開二叔後又回到了我漂泊的這座北方城市。一個月後，我接到了堂弟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二叔已經死了，死在一個北風呼嘯的夜裏。
這時書商找到了我，他要請我吃飯，他說願意以每千字一百元出我的《月光下的單人床》，並希望今天就簽合同，一個月內交稿，我說不想出這本書了，他說價錢還可以再高一些。我說我不想出了，他問為什麼，我說不想出就是不想出，沒有為什麼。
說完這句話，我轉身就走，將書商扔在背後冬天的風裏。
回到出租屋裏，我燒掉了《月光下的單人床》的手稿，卷起行李回家為我二叔奔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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