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交語言的禁忌
語言是一種社會交際工具,人們利用它交流思想,傳遞信息,達到彼此之間的了解。但語言並不簡單的隻是一個工具,而是一種文化現象。漢族民間在語言交際過程中,便刻意追求有關死亡及一切不幸之事的語言表現形式,於是漢語裏便出現形形色色表示禍害的詞彙。這便是所謂的語言禁忌。
語言禁忌是很富有地方方言或社會方言特色的語言風俗現象。禁忌的原則,大體是出於吉凶、禮教、功利、榮辱等的諸種考慮,其具體內容有以下幾方麵:
(1)凶語即不吉利的詞語,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是忌諱聽到凶語的,惟恐這些字眼會招致凶禍的真正來臨。然而在人際交往中,經常要表達不祥的內容,這便更改用另一些褒義或中生詞代替。
(2)是用反義語來替換不吉的詞語,謂“討口彩”,此法在禁忌語中極普遍。戲院裏的太門平,原意為萬一發生了火災好讓觀眾逃走,說“太平”乃失火事故之反義。吳地習俗,行船忌說“住”,“箸”與“住”同音,故改稱“筷兒”,取“快”音,現普通話及廣州話的“筷子”,即由此而來。廣州人把“氣死我”叫做“激生我”,“笑死我”叫做“笑生我”;“杠”和“降”同音,故把“竹竿”稱為“竹升”, “空”與“凶”諧音,便把“空”說成“吉”,空屋出租”成了“吉屋出租”。吳語區忌“藥”字。藥為治病之物,言之恐一聲纏身,於己不利,便將“吃中藥”改說成“吃茶”。舊時江西流行說喝藥為喝好茶;稱一種消積食、去風寒的中藥為“午時茶”,一般飲用的茶水叫做“茶葉茶”。廣東的客家人忌說開藥方而改言“開丹底”。
(3)用有關或相近的事物名稱來代替。浙江一帶小孩肥壯忌說“壯”,因本地豬肥叫壯,要以“個頭好”、“補胚好”代胖的意思。人有病,最忌說“生病”,要說“不新鮮”、“懶意一、“著力過了”等。人死了,其家人忌說“死”,要說“老了”、“好了”、“過輩了”等。小孩天亡,也忌說“死”,要說“逃出去了”、“轉去了”。嬰兒出生,忌說“生了”,因生有陌生、生疏之意,要說“領了”。許多地方忌“虎”,遇“虎”時改用“貓”代稱。如溫州把“老虎”改叫“大貓”;長沙將“腐正街”改為“貓正街”,“腐乳”稱為“貓乳”,因“腐”與“虎”音同。北方人幹脆稱“老虎”為“大蟲”,小說《水滸》裏即如此。此忌諱心理發展至頂點,競連姓氏也不免其擾,姓虎的自念作“貓”。江蘇及浙江杭嘉湖地區的蠶農,忌說“溫”字,養蠶怕瘟,於是“溫度表”要說成“寒暑表”;忌說“亮”字,因“亮蠶。為蠶病,“天亮了”則說成“天開眼了”; “醬油”要說“顏色”,因“醬”音同“僵”,忌僵吞;“筍”要改說“蘿卜”,因“筍”音同“伸”,忌蠶僵死伸死。
(4)用比喻來代替不吉的詞語。“崩”、“崩殂”、“賀崩”及“山陵崩”等用來指帝王之死的詞語。“崩”之本義為山陵倒塌,把這個詞轉用到帝王之死上來,顯然是在向人們暗示帝王是江山的頂梁巨柱,他們一經死去,便如同山崩地裂,大地陸沉,仿佛整個世界都要隨之毀滅,因此帝王君王之死絕不司等閑視之。再如湖南臨湘早上忌說“龍”字,因“燈籠”的“籠”與“龍”音同,故而把“燈籠”比喻為“亮殼裏”。上海郊縣戀人通常忌言“梨”、“傘”,而將它們比喻為“圓果”、n豎笠”,是避諱“離散”的意思。現代漢語裏,士兵打仗受傷叫“掛彩”,南方則叫“帶花”,皆為受傷後紮了繃帶的比喻。
(5)用假托文來代替。如古代漢語稱帝王之死為“晏駕”,意即他不出朝,隻因他的本駕出來晚了。佛教僧尼之死為“圓寂”,意即他們完全沉浸於念經中去了。稱有封邑的大臣之死為“捐館舍”,是說他不住,隻因他拋卻了自家館舍到別處去了。士大夫的死被稱為“棄堂帳”,意即他放棄了自己的職業,到別處謀生去了。
對凶禍詞語的忌諱跟人的思想意識有關。解放以後人民群眾的科學知識日益豐富,封建迷信思想逐步破除,這方麵的禁忌語越來越少。溫州IN時稱“老虎”為“大貓”,但晚近輸入的“老虎鉗”、“台虎鉗”、“老虎灶”等均不再忌“虎”,並且“老虎”、“大貓”已並用。上海郊縣原稱“傘”為“豎笠”,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其為何物了。對於現在仍流行的禁忌語,我們不必刻意去加以更換。語言之約定俗成,有些已通行而又不礙思想交流的詞語,諸如“筷子”之類,倘若一定要加以“正名”,反而令人難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