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未來增長來自何方？
2008年的世界金融大危機使中國經濟出現了增長緩慢的趨勢，但經濟危機同時又在倒逼經濟的結構性轉型。政府的牽引和政策強力傾斜，將一改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來一直沿用的外延式粗放擴張經濟模式，一場內延集約化經濟結構性模式的變革時代正在到來，雖然變革在短期內會不會一蹴而就。
在世界金融大危機中終於前呼萬喚始出來的新興產業，正在或將形成中國經濟新的經濟增長點。新農村運動、城市化加速度、中產階級消費群的迅速崛起，以及由龐大國內人口促成的市場正麵臨一次前所未有的消費升級，它們和中國製造升級、消費升級、區域經濟一起，產生合力共同托起中國新一波的增長榮景。
我們的調查表明，買房、購車、自費旅遊將成為當今乃至未來中國中產階層的三大消費熱點。目前的中國中產階層還沒有形成一個實力群體，這正好說明中國中產階層消費的巨大潛力。今後幾十年，中國消費結構升級與經濟擴張將形成新的良性循環表現為如下過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帶動房地產業、汽車製造業等一批相關產業增長——提高經濟活動的總量水平——促進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和鄉村城市化——農民收入提高並在較低檔次上形成消費需求——為加工業、原材料工業和建築業提供了廣闊市場——國民經濟進入擴張性時期。
上述一係列重大經濟事件，將最先在作為經濟晴雨表的中國股市上表現出來，從而引發中國曆史上最大一次投資狂潮。
中國奇跡
700年前，有人問馬可波羅他有關中國的描述是真的嗎，他說：“我告訴你們的不及我看到的一半。”
這句700年前馬可波羅的妙語用在當下的中國，仍然再適宜不過。隻有親曆過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這片神州大地的魅力。難道不是嗎？巨變在中國無處不在。無論你到中國什麼地方去走一走，都會遇到嚴重交通堵塞的現象：擁擠的自行車、小汽車、卡車和匆忙的行人在一個個建築工地周圍奪路而行；高大的吊車密密麻麻地聳立在地平在線。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地，幾乎在每一角落，人們都在忙於劃定公路、架設橋梁。改革開放以來，一幢幢辦公大樓平地而起，一座座工廠在城市周邊破土竣工。30多年前，中國人作出了“敞開國門，走向世界”的曆史性抉擇，他們鍥而不舍，對外開放的曆史潮流一如大江東去，奔騰不息。
在現代世界史上，曾經出現過三次著名的經濟奇跡：第一次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歐洲奇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國奇跡”），以及“日本奇跡”；第二次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第三次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奇跡”。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創造了同時代世界上最高的經濟速度，成為國際經濟的佼佼者。這種輝煌足以使奇跡的創造者瀟灑於爭鞭競秀的世界民族之林。
發展與評估這些奇跡的主要尺度主要是經濟增長率。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聯邦德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達到5.5%，而日本竟神奇地達到10.9%。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達到8%，新加坡1968年到1979年年增長率為10.1%。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迎來了其經濟增長最輝煌的年代。1978-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高達9.3%，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世界銀行統計，1980-2009年間，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率為3.2%，不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低收入國家為3.9%；下中等收入國家為2.6%，上中等收入國家為2.4%，高收入國家為3.1%；而同期，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大大超過同期各不同收入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率，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的3倍，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最有活力的國家之一，從而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注 《中國經濟年鑒》，2009年，第231頁。）
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隻有3645億元，在世界主要國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國民總收入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行列。改革開放的推進，不斷為發展注入生機和活力，中國經濟迅速走上快速發展的軌道。至2009年改革開放的第30年，是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30年，是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由弱變強的30年，是中國逐步擺脫低收入國家不斷向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邁進的30年。30年間，中國經濟實現了世界少有的年均9.3%的增長速度。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按照改革開放的總體要求，確立了“三步走”的偉大戰略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全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精神，奮發圖強，開拓進取，1987年提前3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戰略目標，1995年實現再翻一番的第二步戰略目標，提前5年進入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在實現“三步走”偉大戰略目標的進程中，國民經濟實現快速增長。
1979-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9.3%，不僅明顯高於1953-1978年平均增長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於同期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3.0%的速度。與日本經濟起飛階段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9.2%和韓國經濟起飛階段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5％不相上下。
30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使中國經濟總量呈現加速擴張態勢。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45億元人民幣迅速躍升至2009年的339530億元，其中，從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萬億元用了8年時間，上升到1991年的2萬億元用了5年時間，此後10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萬億元，2001年超過10萬億元大關，2002-2009年進入高速增長期，平均每年上升2萬億元。
經濟總量的加速擴張大大縮小了中國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差距。30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第10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超過德國，僅次於美國、日本。2009年又超過日本，僅次於美國。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折合成美元，中國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為32801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的23.7%，日本的74.9%，德國的99.5%，分別比1978年提高17.2、59.7和78.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份額也有明顯上升，1978年為1.8%，2007年提高到6.0%。
在2009年2月14-16日香港“21世紀亞太形勢”的國際研討會上，新加坡學者指出：在近現代世界曆史上，各國完成人均國民收入翻番速度呈現出後來居上之勢，其中，英國用了58年時間，日本用了34年時間，印度尼西亞用了17年時間，韓國用了11年時間，而中國僅用了10年時間就創造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偉大奇跡，更何況這一經濟增長奇跡是在近13億人口大國的翻番! （注 朱奕冰，“國外關於中國‘崛起’問題的研究綜述”，光明觀察，2009年4月23日。）
我們不禁要問，在改革成風的當代世界經濟中，為什麼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有些如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失敗了，而中國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過往30年裏，引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成長的合理內核究竟是什麼？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投資人，甚至政治家，都在迷思著這一帶著世界意義的問題：
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鍾偉認為：中國之所以享有過去30年的繁榮，在於其深化自身改革的勇氣。中國社會經曆了三次巨大的陣痛。第一次陣痛是在1978年，典型標誌是埋葬“兩個凡是”和“翻兩番”的出台，悄悄拉開了告別“個人崇拜”的序幕。第二次陣痛是在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使得我們“不爭論”地告別了“計劃崇拜”。第三次陣痛是在2001年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等舉措從而揮別“所有製崇拜”。（注 “風風雨雨28個春秋 中國改革麵臨範式轉換，研究論壇，2009年4月5日。）
巍傑，中國著名中青年經濟學家，以“青年”獨到的眼光看待年輕富有活力的中國經濟：
經過20餘年的經濟體製改革，中國整個國民經濟體製及運行機製都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所有製結構上，已由過去單一的公有製經濟轉向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而且公有製經濟也從過去的單純國有製與集體所有製形式轉向多種公有製實現形式並存，從而使得經濟形式開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與此相聯係，資本市場已開始形成，資本經營、資產重組、股份製等已經普遍發生作用，從而形成了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機製及新的融資方式。在收入分配方式上，已經從過去的單一按勞分配方式，轉向了以要素為特征的分配方式。各種生產要素以自己的貢獻大小在分配中發揮作用，新的分配機製與體製正在逐步形成。（注，衡孝慶，“黨的非公有製經濟政策研究述評”，《學術聯機》，2004年10月14日。）
孫健，中國前科技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他將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要是歸結於一些基本條件：第一中國市場廣闊，這是全球的共識；第二，中國的資源豐富：首先，中國的勞動力資源豐富，而且也比較便宜，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的。這是發展經濟的重要資源。其次，中國的物質資源非常豐富。人力與物力俱備，這是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最根本的前提。（注，“《財富》論壇關注中國經濟前景：中國亞洲未來如何崛起”，《北京晚報》，2006年5月10日。）
李榮融，中國前外貿經部副部長，他於2006年第五屆中美工程技術研討會閉幕式上，將技術創新稱之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在技術創新方麵中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積極進展。目前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係框架已初步形成，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提高，正在逐步成為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的主體。一批技術創新試點企業已基本建立了適應市場競爭要求和企業發展需要的技術創新體係和運行機製，具備了超前三到五年產品和技術開發能力，初步掌握了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和企業集團正在發展形成，中國產業的競爭力正在不斷增強。（同上注。）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的所長。他認為，目前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經濟有三大優勢：一是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即勞動力成本低。中國在國際上出售的主要是勞動力密集的產品，與發達國家相比勞動力成本比較低；二是本土市場優勢。中國是國際市場一部分，外商要在中國進行投資。但這塊市場畢竟是中國本土市場，對人文地理的把握、風土人情的把握，吃穿偏好以及對當地政府、環境的了解比較清楚，這就比國外競爭者具有一定優勢；三是後發優勢，即以較低的成本學習別人的經驗在最短的時間裏提高競爭水平，包括先進的技術、先進的管理，從而節約了許多”趕超”的時間和成本。（注 樊綱，“中國經濟”，獄麓書院，2009年12月19日）。
陳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所副所長、研究員，他認為，中國製造業的發展不僅支撐了國民經濟的增長，還使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先撥一籌，這一籌就是就業崗位的國際化競爭。經濟全球化是什麼?是資本在全球範圍的流動和重新優化配置。資本流動就意味著全球的就業崗位也正在發生著與此前不同的變化。就業崗位也開始流動了起來，也呈現出全球範圍內的重新優化配置之勢。中國成為世界製造中心的實質，就是全球範圍內的就業崗位正在向中國流動和重新配置。中國製造業配套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與完善，是中國製造業發展迅速的另一重要原因。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城市規模的迅速擴張，則給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一個新的產業領域和活動空間，提供了一個新的資源要素重組的機會。（注“中國經濟發展兩大亮點”，國研網，2002年9月24日。）
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看法，許多國際名流都賦予了見仁見智的評論和看法：
2008年10月在上海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一致認同的觀點，中國政府審時度勢及時調整宏觀調控方向，采取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堅持擴大內需，對促進經濟增長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998年以來，中國接連麵臨世界經濟不確定因素增加，國內需求不足，企業產品過剩，物價持續下降，消費增長乏力，外貿出口困難等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中央堅決果斷地確定了擴大內需的方針，連續幾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通過綜合運用計劃、財政、金融等手段，發揮價格、稅收、利率、彙率等杠杆作用，積極擴大投資、消費和出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全球經濟前景》報告，也將中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看成是主要得益於旺盛的個人消費和強勁的公共投資。此外，中國的出口，特別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大小於其它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這使中國受發達國家技術產業衰退的衝擊相對較小。報告還說，由於中國的外彙儲備數額很高，加上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湧入，特別是過去一年外資協議投資金額大幅上升，中國經濟近期內受到外來衝擊的可能性很小。（注轉引自“中國經濟動態”，新華通訊社，2005年12月21日。）
ING霸菱首席經濟學家康迪天認為，中國成功地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而且在經濟轉軌過程中避免出現在東歐和前蘇聯所發生過的那種政治和經濟大動蕩。中國擁有發展其經濟所必需的三個要素，由於中國保持著高儲蓄增長率，並可提供大量廉價農村勞動力，這就具備了確保經濟持續增長所需的三個要素中的兩個要素。中國政府在承諾繼續執行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後，還堅定地按照進程實現改革，從而達到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這就使中國處於堅實的地位，可以相對地說是無痛苦實現朝市場經濟的過渡。這意味著它在削弱政府的職能的同時又可繼續維持高速經濟發展速度，從而避免出現大規模的社會不安定現象。（注“ING霸菱首席經濟學家預言：中國經濟將成功實現過渡”，人民日報（海外版），2004年9月24日。）
在2009年12月初舉行的“中國投資環境論壇”上，世界銀行發布的研究報告《改善中國的投資環境》，則對中國目前的投資環境給予高度評價，稱“中國在宏觀經濟與政治穩定性、在全球市場一體化以及基礎設施方麵相對出色”，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在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方麵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尤其突出，是“無可爭議的領先者”，其經濟增長速度遠遠高於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巴西等積極融入全球經濟的優勝者。（注 “世界銀行首次發布研究報告 高度評價中國投資環境”，人民日報（海外版），2009年12月10日。）
對“中國奇跡”最為係統的評述則數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2004年5月7日，他在倫敦《金融時報》上首次使用了“北京共識”概念。5月11日,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發表了他撰寫的題為《北京共識》的報告。他在報告中稱中國的成功源之於三個方麵：
其一，把創新的價值重新定位，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
其二，由於不可能從頂端實現對“動亂”的控製，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把眼光超越諸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衡量尺度，集中於人們的生活質量。這是處理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徑。
其三，“用影響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腳趾的霸權大國挪開”，這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論。（注“北京共識”與中國和平崛起———專訪美國高盛公司谘詢顧問雷默”，參考消息，2004年6月10日。）
在夕陽餘暉下的中國奇跡？
根據專家計算，1979-2009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9.3%。然而，這樣的速度能否長久持續下去，早已引起國際一些經濟學家和投資家的質疑。“中國將經曆一次嚴重的經濟蕭條”，這是美國投資家吉姆?羅傑斯於2006年發出的一次語出驚人的語言。（注“美國投資家吉姆?羅傑斯說：中國將經曆一次嚴重的經濟蕭條”，世界名人網，2006年8月23日。）羅傑斯的文章認為，投資、出口和消費是過去20多年來拉動中國經濟高速持久增長的“三駕馬車”，然而，現在許多現象已顯示出這“三駕馬車”正在出現令人擔憂的問題：
——投資。投資顯現出趨緩的信號：（1）中國正在實施的宏觀經濟調控，使得國內投資增速慢下來的同時，外資在中國投資的興趣也開始有所下降，有相當一部分外國投資者開始擔心，中國經濟是否已經過熱。（2）國內房地產的投資已明顯減緩，從而影響到內地市場不少行業產能嚴重過剩，主要表現在與房地產宏觀調控後相關產業供求關係的變化上，如鋼鐵、建築材料、電解鋁等產品的價格調整。
——出口。（1）出口市場麵臨問題。2005年貿易順差預計全年將達到1000－1200億美元，而2004年全年隻有320億美元。作為全球第一大鋼鐵進口國的中國，2004年淨進口鋼鐵1500萬噸，而2005年卻預計淨出口約500－800萬噸。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機電產品、紡織品和高能耗產品中。2005年，機電產品出口同比增幅高達33％，而進口增長隻有10.8％。外貿順差的激增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增長比過去幾年任何時候都更依賴於外部需求。
（2）出口企業的競爭優勢開始減弱，低廉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中國出口企業最主要的競爭優勢。然而現在是：一方麵，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扶持印度這個與中國處於同一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意圖使中國勞動力低廉優勢無法發揮；另一方麵，隨著中國勞動力結構性短缺的出現，發生在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民工荒”已開始向內地蔓延，內地一些勞動力輸出大省也開始出現了局部“民工荒”現象。目前，中國農村也正在出現勞動力短缺。
（3）作為中國第一出口目的地的美國，其經濟也麵臨了很大問題。20年前，美國還是一個債權國，而到了現在，它在全球已欠下其它國家高達2.5萬億美元的債務。這種局麵潛在的風險是，一旦當美國經濟放緩，進而削弱它對外國產品和儲蓄的需求時，中國有能力承受消費更多自身產品的壓力嗎？中國有能力消化更多的自有儲蓄嗎？中國的這種依賴出口增長模式是否能夠持續下去？
——消費：（1）最重要的是社會保障、居民收入和財富水平。由於中國社會保障體係的不完善，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給居民帶來了沉重負擔，個人消費者必須麵臨養老、防病、以及孩子教育等諸多生活壓力，此外，他們還要承擔水、電、煤等公用事業和服務價格上漲帶來的更大負擔，從而也普遍造成了中國國內消費者高儲蓄、低消費的心態，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2005年年底高達46％；相比之下，世界上7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平均人均儲蓄率隻有6.4%。
（2）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導致居民消費乏力、內需不振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財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裏嚴重阻礙了中國內需的擴大。在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收入增長緩慢的前提下，要實現消費升級談何容易。
事實上，在中國“階段性顛峰”背後，還有比羅傑斯分析更為廣泛的深層次原因：
1、國內外環境出現了新變化：（1）從外部環境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定位還處在一個磨合期。正如牛頓定理裏指出的那樣：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隨著中國在國際和平、安全、經貿、環境、文化等多項領域裏的影響力加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反彈也越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一是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從而導致在人民幣彙率、世界貿易、國際能源開發等問題上爭論不休；
二是一些發達國家政府官員對中國戒心增強，防範意識加大，甚至利用各種手段來遏製中國發展。在美國，布什政府執政之初就把中國公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幾年過去了，新上台的奧巴馬政府依然把中國定為“新的競爭者”。
（2）從內部環境看，西方國家工業化後期的一些弊端也已開始在中國出現。從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初，西方國家工業化進入了快速發展的後期階段，期間出現了兩個非常重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