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中國已初步具備了實現上述跨越的基本條件，即：規模經濟和技術訣竅、較為完善的資本組織與動員體係、一定數量的高素質人力資本供給，以及相對完整的自主創新體係。因此，中國理應合理整合技術資源，在承接世界國際製造業技術轉移，加強與國際領先製造企業技術合作的基礎上，強化和凸顯製造業的服務功能，構建製造業高端服務體係，盡快將中國建成先進製造業的生產中心、研發中心和運營中心。
而以新能源、節能環保、新材料、新醫藥、生物育種、信息網絡、新能源汽車等為代表的新興戰略性產業的發展，關係到中國經濟在未來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尤其是麵對後工業化時期低碳潮流的軟硬約束，尚未完成工業化的中國既要緊抓戰略發展機遇期，更要加大對上述產業的前沿性技術和關鍵共性技術研究的支持力度，特別是對基礎研究和前沿探索的投入力度，完善金融業對新興戰略性產業的配套服務，營造促進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的良好生態環境。
中國在積極提升製造業競爭力和大力發展新興戰略產業的同時，應該抓住機遇發展現代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在提升經濟整體競爭力的同時拓展就業空間。從紐約、倫敦等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經驗來看，在城市化的第四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增量就來自於高端服務業。如今紐約的現代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在66%以上，倫敦是70%。相形之下，北京、上海的現代服務業占GDP比重隻有35%左右，成長空間很大。而就全國而言，預計未來十年現代服務業可以為中國提供2至3萬億美元左右的GDP增加值，將成為引領中國經濟新一輪發展的重要動力。
戰略轉型的製度保駕護航
2010年10月18日結束的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稱《建議》)獲得通過。10月27日，新華社受權發布了《建議》全文。
《建議》指出，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符合中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性新特征。因此，製訂十二五規劃的基本要求是：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堅持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議》對十二五規劃的製訂要求中，沒有提到十二五期間的GDP增長目標。而在十一五規劃建議中曾明確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間“實現201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這意味著，十二五期間的經濟工作重點已由原來的重增長變為主攻結構調整。而且，在《建議》中，“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被放在十二五規劃製訂要求的首位，可見決策層對調整經濟結構的決心之大。因此，外界稱十二五期間，調結構要“動真格的”。
過往，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一般都被置於首要位置，投資驅動成為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顯著特點。但是，在此次發布的《建議》中，“三駕馬車”的排序發生了異乎尋常的變化，消費放在了首位，這在曆史上還是第一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鬆表示，“三駕馬車”順序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消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為此，《建議》提出，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製。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中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大力發展服務業和中小企業，增加就業創業機會。要完善收入分配製度，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著力提高城鄉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要增加政府支出用於改善民生和社會事業比重，擴大社會保障製度覆蓋麵，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係，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費預期。
關於產業發展，《建議》的提法是，“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提升製造業核心競爭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業，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
就三個產業的排序來講，雖然並未發生變化，但服務業的重要性顯然有所上升，在未來的經濟結構中，服務業的比重會逐步提高。為了推動服務業發展，《建議》提出，把推動服務業大發展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重點，建立公平、規範、透明的市場準入標準，探索適合新型服務業態發展的市場管理辦法，調整稅費和土地、水、電等要素價格政策，營造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和體製環境。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積極發展旅遊業。拓展服務業新領域，發展新業態，培育新熱點，推進規模化、品牌化、網絡化經營。推動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除了政策支持之外，服務業的重點領域也已明確，即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旅遊業。而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特大城市，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也被確定為服務經濟為主。
近兩年來,中央一再強調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也被重點突出，被提高到幾乎與三大產業並列的地位。《建議》中特別提出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與2010年9月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通過的《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相比，《建議》提到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範圍沒有變化，稍有變化的是，新一代信息技術被提到了節能環保之前。
製造業的關鍵詞是提升核心競爭力，由大變強。《建議》指出，製造業發展重點是優化結構，改善品種質量，增強產業配套能力，淘汰落後產能。發展先進裝備製造業，調整優化原材料工業，改造提升消費品工業，促進製造業由大變強。完善依托國家重點工程發展重大技術裝備政策，提高基礎工藝、基礎材料、基礎元器件研發和係統集成水平。
關於加強現代能源產業和綜合運輸體係建設，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新能源的地位得到再次確認，而且，在各種能源的排序中，新能源居於首位，緊接著新能源的是傳統能源的清潔高效利用；二是近年來業界呼籲較多的智能電網也在這裏提到。近年來呼聲較高的另外兩個重點領域，三網融合與物聯網在“全麵提高信息化水平”一節中被提到。《建議》指出，在十二五期間，要實現電信網、廣播電視網、互聯網“三網融合”，構建寬帶、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國家信息基礎設施；推進物聯網研發應用。
《建議》還提出，要發展海洋經濟。堅持陸海統籌，製定和實施海洋發展戰略，提高海洋開發、控製、綜合管理能力。科學規劃海洋經濟發展，發展海洋油氣、運輸、漁業等產業，合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加強漁港建設，保護海島、海岸帶和海洋生態環境。
值得強調的是，雖然十七屆五中全會所確定的是中國經濟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但由於強調了外需向內需的轉變、高碳向低碳的轉變和強國向富民的轉變，而這三個轉變，無論哪一個都是對此前較長時期內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修正，因此有著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保守估計，該等戰略意義的受益年限不少於二十年。
在筆者看來，上述三個轉變的核心是“強國向富民的轉變”。簡單地說一些，所謂富民，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所謂外需向內需的轉變，就是提高支出法GDP下的居民最終消費比例。鑒於這是建立在就業增長與居民收入增長基礎上的，因此向內需轉變的過程自然也是提高居民收入對GDP增長分享比率的過程。所謂高碳向低碳的轉變，由於涉及規模龐大的新能源投資以及具有相應乘數放大效應的設備更新投資，而擴大投資本身也是擴大內需以致成為增加就業機會與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因此，最終的結果依然是提高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概括地講就是富民。
那麼，如何衡量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呢？答案並不複雜。簡單而不失準確的測量指標，是以居民人均收入增幅為分子，以人均GDP增幅為分母，得數計量單位為倍。
總體上看，1978～2009年，國內人均GDP累計增長65.11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增長49.01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累計增長37.57倍，其中城鎮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平均為0.75倍，而農村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為0.57倍。
不過，過去30多年裏，國內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1978～1989年，國內人均GDP增長298%，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300%，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350%，城鎮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為1.00倍，農村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為1.17倍；1989～1999年，國內人均GDP增長37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326%，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267%，城鎮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降至0.87倍，農村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降至0.71倍；1999～2009年，國內人均GDP增長25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93%，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133%，城鎮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進一步降至0.76倍，農村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大幅降至0.52倍。從上述不難發現，改革開放最初的11年，是居民收入對GDP增長分享比率最高的時期。此後逐年下降，最低的2007年，城鎮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不到0.55倍，農村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不到0.43倍。這亦反映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不僅逐年下降，而且國際差距越來越大。其中，1978～1999年的平均值與發達國家基本持平，而最近10年迅速放大。以美國為例，最近10年美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對人均GDP增幅的比率為0.93倍，比中國高41至17個基點。
糟糕的是，分地區數據顯示，2003～2009年，上海市城鎮居民收入對本地GDP的增長分享比率為0.93倍，江蘇省為0.74倍，而內蒙古僅為0.42倍。這同樣反映了東西部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差距不斷擴大的事實。
不言而喻，提高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不僅可以促進外需向內需的轉變，並在提高居民最終消費比例的基礎上加快國內經濟的增長，而且對縮小東西部居民收入差距，實現西部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我想說的是，作為中國經濟戰略性轉變的核心，“強國向富民的轉變”不能沒有具體和明確的測量指標，否則未必不會“說歸說，做歸做”，或“說的多，做的少”，以至於最終實現的轉變遠遠低於政策預期。
進一步說，鑒於向前40多年國內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持續大幅下降，要想實現“強國向富民的轉變”，就應當在未來5年超前提高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尤其是大幅提高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對GDP的增長分享比率，用以彌補此前10至15年的欠賬，並爭取在10年內將這一比率穩定至0.9倍以上的水平。
增長還能持續多久？
中國崛起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顯學，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上，許多經濟學家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和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問題都進行了饒有興趣的研討：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在2009年福州參加海峽青年論壇發表演講時說，未來15到2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將達到7.5%左右。他是針對海外有專家學者提出中國經濟繼續維持高增長難度非常大說上麵這番話的，後者的理由是一些支持經濟高增長因素正在發生變化和衰減，包括體製改革由淺層次向深層次發展、勞動力要素低價優勢可能逐漸喪失、麵臨能源、資源“瓶頸”等。他認同專家學者的觀點，但認為，中國經濟仍可延續前期高增長態勢。在今後15年包括“十二五”規劃，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雖然有下調趨勢，下調1-2個百分點，但仍可保持年均7.5%左右的增速。
陳東琪作出上述判斷主要基於四個理由，即：（1）深化改革還會帶來很大發展空間，尤其是體製改革、創新；（2）擴大開放大有可為；（3）今後15年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將拉動經濟增長；（4）中國經濟品質將提升，結構進一步改善，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將帶來經濟高速增長。（注 商都信息港，2009年6月20日。）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許憲春認為，未來15年，中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有許多有利因素，主要表現為：
（1）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城鄉差別、地區差別、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等都為中長期經濟增長留下了較大空間。另外，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以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也將有力促進中國經濟快速增長；
（2）中國人口數量龐大，是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例如，2009年中國新增人口761萬人，按全國居民平均消費水平4552元／人計算，僅此一年就可擴大消費需求347億元。
（3）國際製造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不可阻擋；
（4）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將有力推動中國經濟的長期快速增長；
（5）西部大開發、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以及中部崛起戰略實施，新的地區增長點不斷形成，將為中國經濟騰飛奠定堅實的基礎；
（6）具有經濟快速增長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基礎；
（7）積累了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這是中國經濟保持長期增長的重要保證；
（8）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力度不斷加大，市場經濟體製逐步建立，所有製結構在逐步優化，經濟內在活力在不斷增強，市場作用日益顯著，資源的流動更加快捷，體製創新將會釋放出巨大的能量；
（9）中國有一個符合實際的發展戰略，特別是中國政府在全麵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已逐漸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識，這是確保中國經濟航船持續穩健快速前進的重要指導思想。（注 中國經濟時報，2009年11月18日。）
“在未來20年中，中國經濟將會以8%至10% 的增長速度發展。”北京大學副校長海聞2010年5月23日在上海舉行的“領袖的力量”高峰論壇上提出了上述這一觀點。海聞表示，由於中國未來20年的“三大化”趨勢，即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他堅信中國經濟仍將以8%至10%的增長速度發展，中國將比日本、亞洲“四小龍”經曆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 海聞認為，支持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有4方麵原因：
（1）中國人口多，同時地區發展不平衡，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遠未完成，因此中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還能延續20年。
（2）13億人口構成了一個龐大市場規模，這是別國所不具備的巨大優勢。
（3）製度潛力，製度對經濟的影響不可估量。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進展，但要完成體製轉型，仍有較大發展空間。
（4）中國現在麵對著高度開放的環境。中國之所以能以現在的9%至10%的經濟增長速度與出口導向政策是分不開的。（注 東方網-勞動報，2010年5月24日。）
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評價和猜測中，有幾份獨特的研究報告進入了我們的視野：
1、英國《獨立報》在“中國經濟增長還能走多遠”的文章評論說，要回答這個問題的最好背景材料是高盛公司有關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研究報告，答案是，中國的發展速度比高盛公司估計的還要快。事實證明，那種認為中國那麼大的國家不可能取得像“亞洲虎”（指馬來西亞、印度 尼西亞、泰國、韓國等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那樣快速增長的想法是錯誤的，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錯誤的。中國經濟增長能持續多久，高盛公司進一步指出，對這個問題，最簡單的回答是“相當長一段時間”。但是，增長速度會逐漸減慢。目前，中國正處於人口統計學上的“黃金時期”，其勞動力人口仍在不斷增長。由於中國實行隻生一個孩子的政策，出生率低了，但還沒有影響到勞動力人口的增長。在大約10年內外，中國勞動力人口才將開始縮小，導致下麵這個問題，即中國能在老年化到來之前就開始富裕嗎？對這個問題最簡單的回答是，它肯定會變得更加富裕，但是，它達不到發達國家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至少在可預見將來。到下一代人，勞動人口縮小和最終的人口減少將影響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但是，那是很久以後的事。（注 金羊網，2008年12月23日。）
2、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在“為什麼中國可以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長？”一文中認為，東亞經濟趕超最發達經濟的經驗和教訓幾乎是，這些趕超型經濟在他們的人均收入超過美國人均收入的50％之前是很容易保持高速增長的。如果這個經驗觀察是正確的話，那麼意味著，中國經濟至少還應該再高速增長35年，因為實現中國人均收入達到美國一半至少要在2040年前後（按購買力平價估計）。（注 馬丁?沃爾夫是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和首席經濟評論家。）
3、在２００8年９月中國企業高峰會上，世界經濟論壇執行董事傑德?戴維斯發布了一個報告，提出了三個關於中國未來發展的假設情況：（注 上海證券報，2008年9月11日）
第一種是在世界經濟不景氣情況下，中國堅持改革，開拓亞洲市場，從而維持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報告假定，2009年至2010年間，隨著歐洲和北美國家麵臨自身經濟發展的巨大壓力，這些國家的保護主義勢力抬頭，進而導致中國出口放緩，政府開始集中發展內部市場，改善和亞洲鄰國的關係。這些地區關係的日益密切將導致亞洲經濟區域的形成，區域內開始允許貨物、資本、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而到2012年至2025年，全球經濟前景慘淡，但是中國成功保持了社會的團結穩定，依托於區域關係紐帶保持了經濟的持續發展。多極世界產生，中國則主導著亞洲區域的影響力。
第二種情形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終衰退，沒有大的起色，表現在2009年至2010年間，中國經濟繼續向市場經濟轉變，但是政府由於害怕社會的不穩定勉強推動著這種轉變。隨著知識產權保護體製和執行的不到位和創新能力的有限，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慢慢下降，外商投資下滑。到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慢慢下降。
第三種是預測中國經濟文化繁榮情況。今後5-10年，中國經濟焦點還是在擴大就業和消費，促進經濟轉型，縮小城鄉差距方麵上。到2025年，中國可以達到均衡發展，保持可持續的高增長。
戴維斯發布的報告中的第一和第三種情況，從現在看是最有預見力的，至少它正確預見了2008年後世界和經濟經濟發展形勢，2008年中國經濟幾乎就是戴維斯報告中的一種堅挺走勢。2010年中國政府已經出台了“十二五”規劃，而規劃的未來方向正是戴維斯在第三種預測中提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