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迎來大消費時代
中國經濟正在從投資型經濟向消費型經濟轉換。“十二五”規劃中也有非常明確的指引。目前國家的三大戰略，包括擴大內需、區域振興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其中擴大內需是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第一位”被提上日程。規劃中明確，要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我國國內消費市場規模位居世界前列，是非常清晰的政策性引導。
消費需求作為最終需求，對生產具有導向作用，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就沒有目的。”因此，在整個“大消費時代”背景下，我們相信，中國消費市場將迎來市場規模快速上升階段。到2020年，中國消費品總體市場規模將達到15.94萬億美元，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品市場，而2008年的消費市場總規模是1.6萬億美元，按照此數據預測，未來十年之內，消費市場可能有將近10倍的漲幅，這就為未來中國經濟指明璀璨的前景。
大消費時代是由一係列中國特有的人口因素決定和促成的：新農村運動、城市化加速、中產階級消費群的迅速崛起，以及由龐大國內人口促成的消費市場。我們相信，隨著這些人口因素的推力作用，一輪前所未有的消費浪潮正在撲麵而來。本章試圖研究和探索未來拉動中國大消費時代的人口學合理內核究竟是什麼。
9億人口的新農村建設
早在上個世紀末,就有人在關注中國經濟未來必然要麵臨的產能過剩問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他在上世紀末便開始表示對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持續快速增長的擔憂，並預測中國經濟未來必然要麵臨產能過剩的嚴重問題。由此，他提出在中國開展“新農村運動”的主張。（注 轉引自魯陵官，“新農村運動到新農村建設”，中富證券，2005年12月22日）其主要觀點是:
（1）在生產能力普遍過剩，投資和消費需求不足、市場極度疲軟、物價不斷下降的新形勢下，刺激總需求對啟動當前經濟增長是十分必要的，這是目前國民經濟得以走出困境的關鍵。
（2）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對經濟的作用更直接，政府能按自己的意誌行事。但是，僅僅依靠財政支出來彌補民間投資和消費不足是難以長久湊效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雖然加大了財政對基礎建設投資的力度，但對拉動社會總需求的作用一直很有限。
（3）中國經濟能否在較短時期內擺脫當前的困境取決於經濟中是否存在著因結構原因而未實現的社會大需求的存在，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給這種蓄勢待發的大需求創造一種實現需求的充要條件。否則的話，中國經濟隻能靠各個產業淘汰大批效率較低的企業來達到供給和需求的平衡。這個過程將是痛苦而漫長的，其代價之昂貴也是可以想見的。
（4）目前，與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中的美國、9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國有一個十分得天獨厚的條件，即中國有一個廣袤的農村大市場，這個市場潛力很大，在中國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遠未飽和。因此，一旦農村市場開拓，將對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產生極強的乘數效應。它將成功啟動疲弱多年的中國經濟，和中國城市經濟一起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5）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即有一些人把眼光轉向中國農村這一巨大的潛市場。但是開發農村市場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卻一直不佳，其原因不在於農民收入太低買不起，而在於與消費耐用商品不配套的基礎設施，即農民即使消費得起彩電、冰箱、洗衣機，但卻沒有電、電視信號、自來水等。這一基礎設施不配匹的問題在經濟落後和邊遠地區尤甚。
（6）為了刺激國內消費需求，使中國能早日走出生產能力普遍過剩所導致的需求不足、市場疲軟、物價不斷下降的惡性循環，政府應該動用財政力量，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一場以實現農村自來水化、電氣化、道路網絡為核心的新農村運動，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就是這篇於1999年倡導的“新農村運動”觀點的論文在發表6年後，“建設新農村”觀點，終被中央高層接納，寫入了2005年的中央文件。2006年3月確定的“十一五”規劃的6大任務中，頭一個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繼3月4日中國政府十屆四次人大會議開幕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新農村運動。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意義重大的全會上，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定調土改方向，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新土改”。台灣《工商時報》報道說，30年前，滁州市鳳陽縣小崗村18位村民率先實行“大包幹”，邁出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步；而2008年的10月9日至12日召開的三中全會，專題研究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胡錦濤的“不僅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還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要根據農民的意願，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注 “胡錦濤: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中國新聞網，2008年9月30日。）這不僅體現了農民的意願，更體現了時代潮流的方向。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將是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成為中國曆史上具有深刻影響的會議。胡錦濤定調的“新土改”，也將繼鄧小平之後再創中國奇跡，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因此至少還可以再保證30年的輝煌。
上海經濟學家吳軍華認為，不管是土地改革還是還富於民，農民的土地使用改革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非常的一環。政府應還富於民，增強民力。而胡錦濤主席提出“土地流轉”的新思維，就是讓中國農民能夠真正得到土地價值上漲這個實惠，分給他們，而不是分給地方政府；允許農村土地流轉，可以讓農民富裕起來。
有關糧食增產與農民增收是中國一個永恒主題。隨著農村土地流轉政策的貫徹落實，以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為代表的產業化進程將可能提速，糧食增產計劃也將繼續得到貫徹落實，土地流轉和其它配套改革措施將主要圍繞糧食增產與農民增收這兩大目標依次展開。無論是增產還是增收目標，都將帶來糧價持續上漲的長期預期。糧價持續上漲預期雖不符合下遊流通與加工商利益，但卻有利於上遊農資價格的堅挺。農資產品主要包括種子、化肥、農機、農藥和飼料五大類，農資價格曆來伴隨著農產品價格呈現周期性波動特征。倘若農產品（特別是大宗原糧）價格有望保持單邊上揚態勢，農資價格無疑將會從中受益。我們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實現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遠大目標，農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醫療衛生製度更加健全，消費水平也將大幅提升。
中國新農村建設的對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國家內需戰略的拉動具有無可估量的重大意義：
1.建設中國新農村，是中國經濟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和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必須保證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參與發展進程、共享發展成果。如果忽視農民群眾的願望和切身利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長期滯後，未來中國經濟就不可能是全麵協調可持續的。
2、建設中國新農村，是確保未來中國現代化建設順利推進的必然要求。國際經驗表明，工農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是現代化建設成功的重要前提。一些國家較好地處理了工農城鄉關係，經濟社會得到了迅速發展，較快地邁進了現代化國家行列。也有一些國家沒有處理好工農城鄉關係，導致農村長期落後，致使整個國家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現代化進程嚴重受阻。中國新農村建設正式深刻汲取國外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把農村發展納入整個現代化進程，使新農村建設與工業化、城鎮化同步推進，讓億萬農民共享現代化成果，走中國工業與農業協調發展、城市與農村共富共榮的現代化道路。
3、建設中國新農村，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任務。中國正在建設的小康社會，是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其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麵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大部分地區農村麵貌變化相對較小，一些地方的農村還不通公路、群眾看不起病、喝不上幹淨水、農民子女上不起學。這種狀況如果不能有效扭轉，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將成為空話。因此，建設新農村，將加快中國農村全麵建設小康的進程。
4、建設中國新農村，是保持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持久動力，歸結到一點，也是擴大國內需求發展經濟的長期戰略方針的基本立足點。農村集中了中國數量最多、潛力最大的消費群體，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可靠、最持久的動力源泉。通過推進新農村建設，可以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使億萬農民的潛在購買意願轉化為巨大的現實消費需求，拉動整個經濟的持續增長。特別是通過加強農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設，既可以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和消費環境，又可以消化當前部分行業的過剩生產能力，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
總之，中國9億農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為中國戰略經濟結構改變，即拉動內需鋪平道路。雖然經濟結構轉型是需要付出陣痛性代價，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場內需消費將在中國廣袤農村土地上排浪式出現，長期困擾中國的“拉動內需”的猜想也將正式破題。
快速城鎮化：內需增長的重要推手
2009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絕對是可圈可點的，作為上述的新農村運動新政的延續，會議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提升城鎮發展質量和水平；要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著力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發揮好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帶動作用，壯大縣域經濟。對此，業內人士認為，城鎮化是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引擎，是支撐未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強大動力，對於刺激消費、帶動民間投資、積極擴大內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將帶動房地產、餐飲等多個行業的發展，從而對經濟平穩運行產生積極推動作用。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外部需求仍舊疲軟的情況下，提高城鎮化水平已成為擴大未來內需的刻不容緩的重要抓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09全球CEO年會上指出，中國在某些方麵已經有產能過剩現象，特別是在一些常規製造業，部分基礎設施投資也有類似產能過剩問題。因此，必須找到新的投資增長點，而城鎮化是正確選擇，既不超前，有實際需要，也不浪費，不會導致產能過剩。未來將通過繼續城鎮化，擴大投資來減少總儲蓄。
目前中國正處於快速城鎮化的過程中。從世界城市發展的經驗看，城市化水平在30%~60%時處於快速發展期。城市化發展進程具有明顯的階段性，根據形態特征和內在機製的變化，以及發展水平的不同，城市化可分為三個階段：城鎮人口占區域總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時，屬於初級階段；城市化水平在30%~60%之間，屬於中級階段；60%以上屬於高級階段。並認為，當城市化水平達到30%時，城市化進程將是一個相對快速發展的時期。從實際情況看，世界大多數國家城市化的進程經曆了相同的“S”形曲線：當一個國家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90%以上，也即城市化水平低於10%時，城市的發展非常緩慢；當城市化水平達到10%時，城市化發展速度開始加快；當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30%時，也即城市化率達到30%時，城市化速度會明顯大幅攀升，城市化進入急速發展階段，這一過程一直會持續到城市化水平達到60%以上；當城市化率達到60%後，城市化重新進入平緩發展階段。
美國城市化進程就呈現出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經曆的相同的“S”形曲線：1850年以前，城市化水平不足10%，城市發展速度非常緩慢；1850～1890年之間，城市化速度開始加快；1890年左右，美國城市化水平達到30%水平，城市化速度有了進一步明顯提升，到1920年美國城市化水平達到50%，成為城市化國家，期間僅用了30年時間，同時高速城市化的過程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末，此時美國城市化水平已達到60%以上；1950年，美國城市化水平為66.9%，開始進入城市化平緩發展階段，到2000年，經過50年的發展，美國城市化水平也僅提高了10個百分點，為77.7%。這是美國城市化與其他國家的城市化的共性所在。
圖1-1 1790～2007年美國城市化水平“S”形變化趨勢（單位：%）
數據來源：中商情報網，http://www.askci.com/data/ShowData.asp?ID=56336
目前中國城市化水平進入30%~60%的快速發展期。曆年城市化率數據顯示，中國城市化進程大致符合“S”形曲線規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城市化水平為17.92%，城市化速度基本在每年0.6個百分點以下。其中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1995年間，城市化率從18.96%提高到29.04%，年均增長0.63個百分點；第二階段，1995～2005年間，城市化率由29.04％提高到42.99％，年均增長1.4個百分點；第三階段，2005~2008年，城市化率從42.99％提高到45.68％，年均增長0.9個百分點。
值得關注的年份是1996年。當年中國城市化水平第一次達到30%以上（30.48%），當年中國城市化率有一個明顯提升，並保持十餘年的高速發展，標誌著中國從1996年開始進入城市化高速發展時期。而2009年中國城市化水平達到47.43%，表明中國正處於城市化向高級階段提升、飛躍的緊要關頭，正處於邁向城市化國家的關鍵時期、正處於一個城市化超常發展的新階段。按照中國現有城市化發展速度，未來10年之內，城市化水平完全有可能達到50%以上，初步完成城市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