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巨國效應:一個永續增長的話題
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一直在發揮的一些獨特重要因素，在未來仍將繼續發揮作用，成為中國增長的無限原動力。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的巨國效應。談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增長之謎，不談中國這個巨國效應是不完整的。在這一點上，中國過去乃至未來獲得的所有經濟“大紅利”，恐怕除了印度以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出其左右。未來10年，中國崛起將繼續倚重這一獨特的重要因素。
本章探討13多億人口效應、東西地域梯度轉移效應、中國規模經濟效應、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效應，以及由中國發展產生的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產生的強大磁場，一個由中國輻射和被輻射的大一統“中央王國”正在於焉形成。而所有這一切，都在於為了論證中國巨國效應是如何影響中國經濟未來可能的發展進程。
13億人口的巨國效應
由於曆史的原因，全球國家眾多，大小不等，麵積大的有一二千萬平方公裏，小的隻有幾平方公裏；人口最多的有13億，最少的隻有幾千人。這種國別上的巨大差別常常使國力大小在此分野：大國再窮，“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總表現出一種極大的力量；小國再富，總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弱點。科威特曾是世界首富，但被相對貧窮而又相對較大的伊拉克不費吹灰之力吞並。海灣戰爭時期，伊拉克之所以被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打敗，不僅在於美國是一個富國，而且也是個大國，伊拉克根本無法與之抗衡。
中國在近代史上那樣貧弱，西方列強曾竭盡全力想肢解中國，把中國徹底變成它們的殖民地，但終未能如願以償。因為中國太大，它們就是張開血盆大口也吞不下去，即便是吞下去了也消化不了。
發展經濟學認為，大國經濟發展具有一係列小國無法比擬的優勢。大國優勢首先表現為綜合國力。中國由於人口包袱沉重，人均產值、人均國民收入都居世界末流，但從總體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又具有很強的綜合國力。目前中國綜合國力在世界居第二位。到2009年底，中國絕大部分重要的工農業產品產量都躍居世界前列。主要農產品中，穀物、肉類、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茶葉、大豆、甘蔗居第三位。主要工業品中鋼、煤、水泥、化肥、電視機產量居世界第一位，發電量、棉布、化學纖維居世界第二位，糖、原油分列第四、五位，其它產品的位次也明顯提高。（注 “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0億美元意味著什麼?”，《北京晚報》，2010年1月7日。）中國進出口總額在世界貿易中排名已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了2009年的第二位。2006年初中國外彙儲備突破8900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2010年中國外彙儲備更高達2.4萬億美元。中國的大專院校、科研機構和專職科技人員之多，堪稱發展中國家之最。中國國內市場之大，使得立足於大規模生產方式之上的工業技術不會碰到與市場不相稱的難題。所有這些，都成為中國後來居上的重要的後發優勢。
作為一個巨型大國，中國在總量上有著巨大自然資源：擁有耕地15億畝；在已探明的140多種礦產資源中至少有20多種已探明儲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煤的儲量居世界第二，鐵的儲量居世界第三；在生物資源方麵，南北地跨近50緯度，有寒溫帶、溫帶、暖溫帶、亞熱帶、熱帶和赤道帶，植物品種繁多，農副土特產品極其豐富。
作為一個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國家，人均儲蓄量很低，但作為一個具有13億人口巨國，居民總儲蓄量和國家外彙存底卻又很高。這就是一種實力，這種實力是許多富裕小國，就是富裕大國都無法比擬的。現在，世界上公認新加坡富裕，同時也公認中國綜合國力要比新加坡大幾百倍，從資源角度看，甚至要大幾千倍。中國、印度在人均收入很低的基礎上可以發展尖端工業，製造衛星、原子彈，這就是大國效應發揮結果使然，這在那些小國家是無法想象的。
中國是一個有著巨大潛在市場的國家，而且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正在形成一個巨大的現實市場。從現在起到2020年，中國將從國際市場進口5萬億美元左右商品。預計今後10年，中國至少將保持年均2500萬台以上電視機市場的增量，如果加上更新和換型需要，年均銷量可望更大。據專家認為，中國的電視機廠的最佳經濟規模為230-240萬台/年，如此計算，僅僅依靠國內市場，中國就能容納20多家左右的電視機廠，使電視機市場有足夠競爭強度。
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以及人民生活尤其是9億農民的生活水平行的大幅提高，必將在21世紀20年代再一次掀起一波新的消費潮，屆時消費潮將引領中國再一次進入一個新的產業發展長周，批量生產和批量消費時代序幕也將拉開。
盡管國內外許多專家都指出，按美元彙率計算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大大低估了中國的實際收入水平，然而就是按這種低估水平計算，中國國內市場也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如果考慮到中國正在規劃的許多新興產業，我們預判未來中國市場的擴張將無可限量。
隨著改革開放正向縱深發展，中國正在從一個原本實行自由貿易比較被動的國家，走向一個主動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成為世界自由貿易的旗手。中國和其它國家近些年來形成的巨大貿易順差，主要是由像美國、荷蘭、英國、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和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來承擔的。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是，為什麼這些競爭力比中國更強的國家，與中國貿易還出現了巨大逆差？這種逆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中國這個巨國效應。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際上出現了一種貿易理論，也稱之為“新貿易理論”。該理論認為，假定一個國家存在著規模經濟，那麼規模越大，平均成本就越下降。假定有兩個國家，它們資源相同，但國家經濟規模不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處於優勢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中國貿易順差的原因。
在人口規模上，中國是一個最大的國家，有13億多之巨的人口，這個效應在貿易上是巨大的。舉例而言，如果中國人口收入達到一定水平，能夠買得起家用電器，那麼這個家用電器市場規模應該和人口數量這個重要因子更為相關。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也是耐用消費品第一大消費國。一個基本的判斷是，對於很多產品來講，從基本生活必需品到消費品，中國都是，或者說現在不是未來都將是全球第一大市場。
在中國東南沿海發達地區，月薪5000元以上的人占就業人口18％，這實際上形成了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消費群體，這個群體能購買像汽車、住宅等較高價格的產品。就是這麼一個群體，與整個歐洲相若，是一個具有強勁消費能力的人群構成的市場，這也是中國生產競爭力不如很多歐美國家，但在和這些國家貿易中卻能夠形成相對優勢的原因所在。所以即使中國企業的技術和管理不如很多經濟發達的歐美國家，但中國的企業卻享受了巨大的市場的好處。
這個巨國效應又是如何增進著中國的競爭力的呢，讓我們看一下曆史。從公元元年到1870年，中國經濟總量一直在世界名列第一。18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比重高達33％。由於存在巨國效應，所以中國是一個有著貿易優勢曆史的國家，這個優勢曾經在過去世界曆史中獨立風騷了2000多年。現在，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巨國效應再一次發揮了重要作用。曾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就像世界每一個國家一樣，到處充斥著日本家電。但日本怎麼也沒有想到，它的企業犯了一個致命錯誤，那就是短視症，當時這些不可一世的日本企業隻看到中國大市場，它們實行高價策略，盡量攫取當下利益，無形給了中國企業比較大的價格回旋空間。到20世紀90年代末，也就是短短10年時間裏，中國企業已將被日本企業占領的大部分市場失地收複，在彩電、冰箱、空調等的家電市場上，市場份額更高達60%到90%不等。由於中國市場的巨大規模，中國企業享盡了產業的規模經濟效應，同時也獲得成本的優勢和競爭力上的優勢。中國家電行業的成長與發展是一個大國效應的成功例證，類似例子正在中國幾乎所有行業不斷複製。
中國作為一個巨國的另一重要優勢表現在工業資源方麵不必絕對依賴國際貿易。中國遼闊的國土上擁有主要工業用的自然資源，煤炭、石油、非燃料性礦物藏量也十分豐富。雖然這些資源尚不足以使中國成為資源輸出大國，但供應國內工業發展所需卻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存在任何問題。當某些品種存在短缺，中國可以通過國際貿易進行調劑。當國際市場價格適當，國內開發生產數量尚不充足時，中國可以通過對外貿易進口一些原材料。甚至當國際市場價格低於國內生產成本，中國如果外彙充足，完全可以在縮減國內產量的同時，大量增加進口數量。但一旦國際環境不利，中國卻因為具有的巨國優勢和潛在能力，依靠國內資源遊刃有餘地支持其工業增長。僅就這一點來說，資源匱乏的小國除了進口之外，別無選擇。
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依靠巨國效應，集中使用力量建成了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156項大型骨幹項目，把新中國的工業技術水準一下子提高了幾十年。中國後來在發揮大國效應上走了彎路，純粹是人為的因素，條塊分割、地區封鎖、重複生產等錯誤的經濟行為幾乎嚴重銷蝕了中國巨國優勢和大國效應。而上述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和教訓也告訴我們，規模經濟規律和大國效應規律要求中國在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基礎上應適當統收統支，在財政、稅收、投資政策上作出調整。像“一五”時期(1953-1958年)建設156項大型骨幹項目那樣，象當年搞衛星、原子彈那樣，現在中國又集合一個大國所應有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來搞所有小國一輩子都無法搞的外層空間和宇航技術產業群，發展生物技術產業群、超導技術產業群、宇宙技術產業群、電子技術產業群、海洋開發技術產業群、光纖技術產業群、精密材料產業群、核技術產業群，從而使中國在大國競爭如林麵前得以牢牢掌握住21世紀一些關鍵性高科技的主動權。
中國經濟的巨國效應還表現在它的高速增長期比其它任何一個國家要來的長得多。二戰後，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出現過如下的特殊時期，即我們稱之為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這一時期通常為10年至15年周期，在這一周期裏經濟年均增速在10％左右。我們可以以日本、巴西和過去曾一度非常流行的亞洲“四小龍”作為例子來說明。巴西高速增長期大概是10多年時間，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成了這類通常周期模式的異類，高速增長期長達30年左右，直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才出現了嚴重衰退，亞洲“四小龍”在經濟高速增長30年後也於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時出現了大踏步倒退。和這些國家和地區相比較，我們不禁要問，經過30年（1978-2009年）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期後，中國經濟是否也會像上述這些國家和地區那樣出現經濟危機現象？如果說，中國經濟還將持續高速下去，那麼它還將持續多少年？可以作出解答的是未來中國的巨國效應將繼續發揮其獨一無二的作用。我們在這裏試用城市化過程來加以論證。
從世界各國看，城市化過程是一國現代化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方麵之一，即除了工業化以外，就是城市化了。城市化是指一國在工業現代化的過程中農業人口轉型到城市的人口占該國總人口的比例。世界城市發展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在達到30%左右時，城市化進程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客觀規律。從經濟發展水平看，世界銀行對全球133個國家的統計資料表明，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經濟步入中等發展中國家行列時，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達到40%-60%。從1978年到2010年32年間，中國總人口從12.47億增加到了13.6億，中國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77個百分點，從17.9％上升到2009年的47%。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副院長陳甬軍判斷，預計中國2010年將達到50%。實際上，自1998年起中國的城市化已進入加速化時期。
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後。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09年世界高收入國家城市化率為75%，中等收入國家為60%，低收入國家為28%，而中國城市化率還隻有47%，比低收入國家高，卻大大低於中等收入國家20個百分點，與高收入國家城市化水平更是相差甚遠。專家預測，未來10年至2020年將是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最重要階段。近年來，中國城市化率增長是每年1.44％，這個數字表明，中國每年將有1200萬農民轉為城市人口，加上城市自然人口增長率，每年城市要新增約2000萬人口。這個數字是巨大的，按照這個速度，到2020年中國城市總量將達到8億-9億，城市化率為60%左右。之後，中國城市化進程將開始緩慢下來，到205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維持在76%左右，屆時城市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將達到95%以上。
從人口學考慮，中國學界有一個嚴重誤區，即中國人口會隨著時間推移規模越來越大，甚至達到15億、16億，以至一直這樣無限止膨脹下去。我們以為，由於20世紀70年代人口“一胎率”政策和進入21世紀以來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影響，中國從21世紀二三十年代起人口嚴重老化，人口也將出現負增長趨勢。這種趨勢將在21世紀30年代之後的幾十年裏加速，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爆增的人口全部死亡為止。到2050年起中國人口總量將大大萎縮，如果中國政府管理人口政策得當，屆時中國總人口將維持在9到10億上這一合理水平。雖然人口總數較之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仍然巨大，但與中國過去人口總量相比，中國將第一次出現較合理的人口總量水平。加上205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早已處於世界第一，人口負增長以及總人口的急劇減少，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因為分母化的因素處在世界發達國家前列。由此生發，我們有理由認為，到2050年中國的城市人口總量將是7億左右。
從現在起到2050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我們上述的76%，期間相距40多年，其中城市化加速進程主要發生在2010年至2020年間，時間跨度至少在10年左右。城市化是一個產生巨大需求的的社會現象，為此，美國經濟學家、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劉易斯曾專門就這個問題進行過討論，他說城市化是近代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和源泉。世界現代化發展曆史也表明，城市化是一國經濟現代化的核心支撐。據世界銀行專家估計，當前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便可以帶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約1.5個百分點。世界銀行認為，國家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是一個標誌性台階，意味著財富積累將步入新的航道。與國際已有的經曆相對照，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在1970年達到一萬億美元，在10年後的1980年國內生產總值總量達到2.7萬億美元。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在1978年達到了一萬億美元，其後10年，中國內生產總值總量達到2.4萬億美元。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在2000年達到了1萬億美元，隨後的情況怎樣演變呢？我們注意到，當達到一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總值後，美國當時的城市化率超過87%，日本的城市化率是64%，而中國2000年的城市化率僅為32%。直到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已高達397983億元（約合6.04萬億美元），城市化率卻隻有不到50%。這個巨大差異就是中國未來城市化發展的巨大潛能。我們預判，到2030年，中國城市人口將增加到10億，未來20年中國會建造2萬到5萬座摩天大樓，等於10個紐約市的大樓數。到2025年，超過170座城市需要公共交通係統，是歐洲的2倍還多。這是世界公共交通曆史上最大一次的繁榮。
中國從現在起將每年有2000多萬的城市新增人口,需要與之配套的設施之巨是可以想見的，比如基礎設施、公共事業、住房和住宅等消費品。與此相對應的是鋼材、水泥、能源、電力需求急增，又加快了經濟重工業化的進程。重化工業的加快發展，特別是汽車社會的來臨，將繼續加劇與傳統城市結構的矛盾，進而推動新的城市化進程，為軌道交通、機場、港口、城市間高速公路、城市其它基礎設施以及相關產業帶來發展契機。這個需求每年需要上萬億元的投資，而這樣巨大的需求少說也將在中國持續至少20年。巨大的需求必將帶來連續不斷的、巨大的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動力。
在中國城市化加速進程中，我們還關注到了中國組團式城市群的崛起。所謂“組團”是指區域內不同規模尺度和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之間通過形成網狀聯係和等級係列的相互協調，共同麵對外部世界的變化，也就是以城際合作、城鄉一體的形式，在使區域的社會經濟生命力不斷增強的同時，使組團中的每個城市附著於一個堅實的社會經濟基底，從而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注解26，中國市長協會，“組團式城市群 新一輪財富增長平台”， 《新浪網》，2004年3月4日。）
組團式城市群已率先在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環渤海地區形成，而且這種經濟區發展的成熟度正處於由南向北逐漸展開的過程當中。一旦當上述“三維製高點”在中國成熟與完備後，全國將有人口50%，國內生產總值的80%，工業總產值的90%%，進出口總額的95%在此地域上生成，即以區域非均衡的經濟發展，達到全中國相對均衡的社會進步。依據計算，有可能使用國土麵積的20%，獲得中國財富總量的80%，徹底減輕了全國其餘高達80%麵積上的發展重負，完成在高水平上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公平，由此達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全麵小康社會。
在組團式城市群戰略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長江三角洲的15城市打造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長江三角洲經濟協調會”成立於1992年，由上海、南京、揚州、鎮江、南通、泰州、蘇州、無錫、常州、杭州、湖州、寧波、嘉興、舟山、紹興15個城市組成。長江三角洲的上海、南京、蘇州、寧波等15個城市的市長於2004年2月15、16日會聚南京，舉行峰會，討論如何連手打造經濟一體化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據新華社報導，這個名為“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第四次市長峰會”的會議，將以2010年上海世博會為契機，重點討論“世博經濟與長三角經濟合作”，並協商解決8個方麵的問題，從“培育建立區域性科技市場”到“推動區域現代物流業的發展”。
早在1976年，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首次提出世界存在六大“城市群”觀點時，就已經把中國的長（江）三角（洲）列入世界的前六大城市群之一，其它五大世界城市群為：一、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該城市域北起波士頓，南至華盛頓；二、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三、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四、英國以倫敦為核心的城市群；五、歐洲西北部城市群。（注解27，陸彩榮，“戈特曼創想的科學效應”，《光明日報》，2003年8月22日。）而中國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則為第六大城市群，由上海、浙江、江蘇3個省市的沿江地區及杭州灣地區城市構成。目前，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人口超過7400萬，麵積10萬平方公裏，是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經濟總量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板塊。在全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中，長三角地區占了10個；在最新選出的全國綜合競爭力10強城市中，長三角則占了4個，接近半數。長三角地區隻占全中國1%的土地和6%的人口，卻創造了18%的國內生產總值。在２００9年全國財政收入中，長三角地區的貢獻份額超過了32%。
珠江三角洲是未來中國另一個世界最大的“巨型城市”。如果形成，珠江三角洲附近的9個城市將合並為一。據悉，中國已有了規劃藍圖。即將誕生的這個超級城市將成為中國製造業和出口加工業的中心，範圍將從廣州一直延伸到深圳，包括在其中的城市有佛山、東莞、中山、珠海、江門、惠州和肇慶。該計劃將在未來6年內完成，合並後該地區將成為一個覆蓋16000平方英裏的生活區域，足足是英國大倫敦地區的26倍，城市人口也將超過4000萬。此外，正在中國得到快速發展的高鐵將總長3100公裏總長路程上的這些城市連接起來。未來，這個區域還將有150項改善基礎的建設項目，其中包括能源、水利以及電信等。
對中國巨國效應的分析，我們的結論是：中國未來經濟保守說還將高速增長10年，當然，在這期間，我們並不排除由於外力影響（包括地震等在內的自然災害、戰爭、世界經濟危機等因素）致使中國經濟增長產生震蕩、阻斷甚至倒退。
梯度增長：從沿海到內陸
“東方不亮西方亮”，生動地描述了中國大國的經濟進程。
依照工業化國家經驗，工業化的實現過程是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的過程，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崗位應由非農部門提供。但是，在1949年以後在長達近30年的中國，農業在與工業（尤其是重工業）進行的長期不等價交換、支持工業體係獨立和完善的同時，自身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卻無力被後者有效地加以吸收，以致中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出現了大量過剩農村勞動力過剩。勞動力過多造成貧困，使勞動力素質低下，轉而又導致過度貧困。這樣便大大弱化了過剩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能力。
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特有的二元經濟結構，迫使廣大農村陷入了“資本缺乏──過度貧困──素質低下”的惡性循環之中，更重要的是，這種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大量二元社會經濟現象：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落後於現代水平、甚至刀耕火種的農業同時並存；一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並存；一部分具有工業化、現代化因素的城市同幅員遼闊的以傳統方式生產和生活的農村同時並村；少量優秀科學家、學者等民族精英同大量文盲、半文盲人口同時並存。
與上述相應的是城市化嚴重滯後於工業化現象。長期來，中國沒有形成強有力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動機製。1949年至1978年的近30年時間裏，由於貫徹政府的“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方針政策，加上中共黨內“左”傾指導思想下片麵追求發展重工業、輕視發展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經濟路線，造成了中國大城市、特大城市日益畸形發展和膨脹，眾多中小城鎮則得不到應有發展的局麵。在片麵優先發展重工業，重重(工業)、輕(輕工業)，重生產性建設、輕非生產性建設的指導思想下，中國城鎮基礎設施和服務業長期來欠賬很多。所有這一切，都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農業剩餘勞動力規模性轉移的嚴重瓶頸。不僅於此，中國城鄉兩個經濟係統之間行政格局形成的人為壁壘，嚴重阻礙了眾多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自由廣泛的流動。加上當局用實施口糧配給製和戶籍管理製，中國農業過剩勞動力完全失去了正常進入城市經濟係統的自由度，從而在製度上把廣大農民摒棄於工業化過程之外。
與上述相應的是中國初步工業化短缺症，即支持現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不足、能源匱乏、資金短缺、科學技術落後、教育遠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除了經濟發展中的總量短缺原因外，結構性短缺也是過去阻止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就是說，從1949年至1978年間，中國既存在某些部門的資本存量閑置，同時存在著部門資本投入不足的問題。這意味著，中國在初步工業化以後，經濟發展缺乏資本存量調整活力，從而大大抑製了其經濟的快速增長。這種頑症不斷地以經濟周期波動形式表現出來，而更多地表現在一些“瓶頸”部門，它們成了中國生產能力和資源約束的硬約束，常常使處於擴張衝動的經濟運行不得已突然減速，甚至停頓下來，從而不可避免出現在高漲狀態下跌入低穀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