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地看，上述這些曆史形成的發展條件，常常被視作中國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然而，本書的筆者認為，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當它們相互聯係並相互作用，配合適當的政策傾斜和發展環境，上述種種“包袱”卻意外地逐漸演變成了若幹有利於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未來，這一因素還將對中國產生深遠的影響。作為一個幅員遼闊區域、經濟發展存在極大差異的國家，上述的大國效應再度發威，中國呈現出了具有替代性、連續性、持久性發展特點的經濟局麵：
——非均衡蘊涵著效率改進和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以農業和非農業勞動生產率為例，二者之比經常為1：5左右。隻要持續存在著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勞動生產率就可望獲得持續顯著的增長。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農村乃至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相當大程度上便是來源於農業勞動力伴隨著鄉鎮企業的崛起而向非農業部門持續大規模轉移過程。
另一個例證是加工工業與基礎產業、基礎設施之間的缺口。據有關方麵估計，1978年至2000年間，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約有1/4至1/3的加工工業生產能力由於能源、運輸和部分原材料供給短缺而閑置著，經濟高速增長進程也往往因為這方麵缺口而被打斷。如果能源（主要是電力）、運輸（主要是鐵路運輸）和部分原材料工業投入有長足增長，那麼，它們有可能帶動加工工業部門以數倍於這些部門本身進行產出。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中國在加工工業與基礎產業、基礎設施之間長期形成的非均衡增長狀態開始得到緩解，通過資源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以及消除“瓶頸”環節，中國經濟效率的改進邁出了舉足輕重一步。至此我們可以得到以下重要結論：
1、落後部門並存有利於加快技術進步。過去，人們一直用“衛星上天，老牛拉犁”來形容中國技術和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這不能不說是非常貼切的。中國一方麵擁有少數幾個發達國家才擁有的原子彈、航天、電子等產品研究、開發和生產能力；另一方麵，在農村許多地區依然沿用著數千年延續下來的生產工具和耕作方式。“老牛拉犁”便是其中一類。與其它二元經濟國家相比，中國技術檔次差距是最大的。然而，就是這種一種技術檔次上的巨大差異，蘊涵了推動中國經濟技術進步非常有利的條件。技術檔次差距大，意味著經濟中的落後部分有獲得技術迅速進步的可能性，落後地區可以跳躍性地越過好幾個階段後來居上。
在同一經濟中，高檔次技術會對使用低檔次技術的部分產生強烈的示範效應。而且在國內，先進部門向落後部門傳遞先進技術，與在國際間實現這種傳遞，其成本顯然要低得多。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中軍工技術向民用部門的傳遞，城市企業技術向鄉鎮企業的傳遞，以及工業和科技部門幫助農村科技興農的傳遞等，都是頗有成效的。未來，隨著阻礙技術轉讓的藩籬進一步拆除，由技術傳遞而推動技術進步將在中國形成一個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2、城鄉消費水平差異對某些工業部門成熟期的延長。作為長期推行城鄉隔離發展政策的後果之一，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城鄉消費水平差距不僅沒有消除，反而日趨擴大。農業與非農業居民消費水平之比，1952年為1：2.4,1978年升到1:2.9。改革開放之後，這一比例有所下降，1983-1985年間曾達到1：2.3，到1989年又回升至1：2.7。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導致了不同的消費結構，如城鄉居民在較高檔次消費品上的擁有量差距就相當大，由此形成了中國消費需求獨有的“斷裂”現象，即當城市居民對某些耐用消費品需求高潮過去後一個很長的時期內，農村居民的大批量需求卻剛剛開始。這一現象在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二次消費高潮之間便形成了一個市場需求相對持續期。平心而論，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上的嚴重滯後，對工業增長的影響不但不是消極的，而且還是非常有益的：
（1）這種差距避免了對某一檔次消費品需求浪潮的集中到來。與其它工業化國家相比，中國在同一區域內的收入差距是偏小的，這種收入偏差很可能在某個時期形成對某類消費品集中而普遍要求而出現較大的供需缺口。在這種情況下，城鄉消費差就起到了分散消費需求的有利作用。
（2）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能夠有效延長某些耐用消費品工業的成熟期。中國新興家電如電視、電冰箱、洗衣機、音響設備等行業，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城鎮地區形成了長時期排浪式消費。到了21世紀的今天，經濟學家已普遍相信，隨著拉動內需和新農村建設政策的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國將迎來源於廣大農村地區的第二次需求消費潮。新一代的耐用消費品如轎車工業、住房等也因為我們的農民兄弟姐妹的參與而將維持一個持久的爆發式的消費期。試想一下，這是一個有著9億人口的廣袤市場啊！
——過去30多年來，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所導致的低工資與高技術的結合，形成了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持久而獨特的競爭優勢。從未來長遠看，中國龐大的勞動大軍總將成為抑製工資上升的一個強有力因素，這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中國具有絕對長期比較優勢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方麵，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的基本走向是追逐高技術產業以及與高技術相聯係的高附加價值產業。中國在發展高新技術方麵是有基礎的，隨著工業製成品特別是機電產品在出口結構中份額的不斷提高，隨著如轎車等高附加值產品大批量生產並陸續出口，中國高附加值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可望大露頭角。這意味著中國可能在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上同時占有優勢。這一點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很難同時具備的。中國在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業中長期維持較低工資水平，勞動密集產業中又引入新技術，這樣，技術密集和勞動密集這兩類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就更具有競爭性。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國，工業部門容易在國內形成完整的關聯，一般不會出現市場容量小而不足以達到生產規模經濟的狀況。
中國規模經濟效應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區域性經濟集團化正成為世界經濟中一種全球性趨勢，各經濟集團逾越經濟水平差異障礙，逐漸擴大經濟版圖和板塊。在新一輪國際經濟集團競爭中，中國警覺到自身可能被排除在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之外，早在80年代末就開始不失時機地用戰略發展眼光分析國際經貿環境和情勢，按照經濟聯係和對外打通的嶄新思路，從國內地域不同特點出發，對包括和周邊國家相關地區在內的大區域經濟加以再規劃。到2010年，中國已逐漸形成了多元化、多層次、全方位相互聯結、相互滲透的開放網絡和國民經濟有機係統，以整體協調參與國際競爭，迎接世界經濟區域化的挑戰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局麵。這是又一個巨國效應的例證！
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先鋒當屬華南經濟圈。自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台港澳與中國的經貿交流活動多集中於東南沿海的廣東與福建兩省，台商在中國投資近80%集中在福建，而廣東的70%以上外資來自香港。日益密切的經貿往來使台港澳、廣東、福建逐漸發展出一種唇齒相依、密不可分的經濟結合關係。根據統計資料，此一自然結合的經濟區域早在1995年人口就超過1.1億人，總生產額近3000億美元，發展潛力相當驚人。到21世紀初，兩岸三地已產生高度的“依存效應”。到2009年底，台灣對中國出口依存度高達17%，對香港則高達22%，合計接近4成。就整體貿易而言，台灣進出口貿易對中國市場依存度達10%。在中國吸引的外資中，港台資金合占80%以上。據台灣“陸委彙”委托民間機構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兩岸產業分工正朝著中國生產，香港資金調度，台灣接單與研發的模式發展。香港學者金耀基教授在描述“華南經濟圈”內在關係時是這樣闡述的：
“應該指出，香港今天實際已不止是香港。在經濟上，香港與中國越來越緊密，香港的資金、人才、信息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重大催化作用，而香港與珠江三角洲更出現了‘前店後廠’的依存關係。沒有香港，便沒有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沒有廣東，也沒有香港的安定繁榮。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種‘係統內’(Intra-systemic)的關係，而非‘係統間’(Inter-systemic)的關係。顯然，香港、廣東已是榮枯與共的經濟區域。不止於此，台灣與中國，特別是福建，也逐漸形成互補共長的經濟區。於是一個香港、廣東、台灣、福建合成的大經濟區正在東亞浮現，這可能是比中國的‘經濟特區’，甚至比東亞的四小龍更具深遠意義的經濟發展。”（注“CEPA啟動大中華經濟圈”，《羊城晚報》，2004年1月4日。）
華南、台灣、香港、澳門毗鄰而處，往來方便，這種地緣關係是促成其經濟自然結合的不可或缺的條件。諸地同胞血脈相連，語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溝通容易，能夠相互認同，經濟結合的社會及文化條件充分具備，此其一。廣東、福建、東南沿海的“黃金海岸”以遼闊的中國地區為腹地，聯結內地龐大資源與勞動力市場。台港澳、東南亞及世界華人對外經貿關係極為活絡，聯結世界龐大產品市場。兩者互為依賴、發揮雄厚的潛力，步向經濟的自然結合順理成章，此其二。中國勞動力充沛且價格低廉，但資金不足，工業技術水準及服務素質低落；台灣、香港、澳門天然資源嚴重匱乏，勞動力不足，工資高昂，但資金卻極為豐沛，工業技術水準及服務素質也佳，彼此正可互通有無，互補不足，此其三。最後，利用台港澳、東南亞及世界強大的華人經濟，將那裏的資金、信息、管理技術與中國完整的工業體係，較高的科技市場水平和科技人才結合起來，將大大增強開發尖端科學技術和產品的實力，對中國科技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有著無可估量的作用。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港、澳、穗、深、珠五地正進一步作出協調和整合。在產業布局上，港、澳、穗、深、珠五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宜企求麵麵俱到，發展“大而全”的協作係統。香港將進一步發揮綜合型自由港口、國際金融中心、資詢信息中心、中國與西方科技交流中心的作用，成為中國與亞洲太平洋國家和地區交流協作的重要橋梁，全球華人、華裔與祖國溝通的重要媒介。
到21世紀初，港、澳、穗、深、珠5大城市群體已大致形成了一個“超級產業鏈”。在產業政策及結構上，5地也回應作出重構：華南經濟開放圈中的香港輻射集聚效益是最大的，在金融、貿易、航運、信息、管理等功能上對澳門、廣州、深圳、珠海將構成垂直合作關係。從發展趨勢看，廣州、深圳、珠海高科技和人才資源優勢將在若幹年後形成經濟優勢，造成香港、澳門對其依附性越來越大的局麵。因此，可以預見，未來5地的結合將遵循垂直合作為主，但從長遠看以水平合作為主的模式，它是一種結構性上的互補。
如今，中國沿海地帶早已和內陸各省市形成了縱橫交錯的經濟分工和協作關係。因此，如果把戰略視角進一步投向21世紀20年代，在一個涵蓋台、港、澳、亞洲華人和世界華人，及沿西太平洋中國“黃金海岸”各省市的大範圍的基礎上，再有10年時間至2020年，這一華人經濟圈應可將上述業已發生的經濟自然結合的龐大利益逐步擴散至中國北方及廣袤的內陸地區，從21世紀20年代開始，經濟統合和協作將可望在集約化程度上展開。
顯然，華南經濟圈的成功典範給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進程中積極拓展與周邊亞洲太平洋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係，參與新世紀條件下的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國際分工，加強與該區域內各國經濟、技術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指向。
中國在迎接世界區域經濟集團化挑戰中，無疑正在效仿華南經濟圈一體化的模式，把它和周邊亞洲太平洋國家和地區當成一個發展架構來加以處理。可以想見，未來，中國沿海沿邊將在原來區域整合基礎上逐漸衍化出五大塊跨國、跨世紀的產業協作係統，其基本框架是：
——東北亞跨國產業協作係統。以中日韓為主體的國家構成的黃渤海經濟協作圈，可以說，它是世界上最具力量的經濟區域之一。中、日、韓，也就是黃渤海圈3國，不僅地理位置鄰近，而且作為相同的漢字和儒、佛教文化圈，文化上的接近性也很強，增進合作的條件非常好。再考慮到人口和經濟發展速度，3國具有有可能形成未來世界最大市場的潛力。同時，3國不僅在產業發展階段上多少存在著差距，而且日本的尖端技術和資本、韓國的生產技術、成功的產業化和結構調整經驗，中國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將形成互補優勢，當3國彼此進行合作的時候，其綜合效應是非常巨大的。
在東北亞跨國產業協作係統裏，第一層次的協作是遼寧、河北、北京、天津、山東等省市沿海地區、南北朝鮮的經濟協作作為核心形成的一個國際型經濟協作圈和三角洲經濟互補關係。政府考慮將一些三角洲地區建設成經濟開放區，如遼寧的大連、營口，山東的煙台、威海和青島。這些三角洲地區幾乎覆蓋了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全部。開放區建成，即可成為國際合作重要的前沿陣地。
第二層次的產業協作是指上述第一層次的協作範圍向北擴展，在中國、南北朝鮮與日本之間開展經濟協作。主要以中國的資源、市場和勞動力與日本的資金、技術相結合，帶動中國、南北朝鮮和日本的產業協作。
第三層次產業協作是將協作範圍進一步擴大，實行包括日本、朝鮮半島雙方、俄羅斯遠東地區、蒙古和中國東北地區的東北亞產業協作。主要以中國的勞動力、俄羅斯的資源、日本的資金相結合為主要條件，推動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產業協作，逐步形成東北亞經濟圈。
從發展前景看，東北亞地區很有可能組成一個高科技為龍頭，實行梯度產業轉移和技術轉讓體係的區域協作結構。中國東北地區既可以承接從日本、韓國轉移出來的相當部分的產業，又可向蒙古、朝鮮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轉讓某些技術，是東北亞理想的合作中心。所以，中國東北地區參與區域經濟合作，其主要戰略目標將確定為：利用日本、韓國的先進技術和俄羅斯遠東的自然資源，把在東北的集團公司變成雙向進出口加工基地：一方麵，引進日本和南朝鮮的先進技術，利用東北地區的原料和勞動力，進行加工返銷日本、韓國，向俄羅斯、蒙古、朝鮮出口；另一方麵，引進日本、南朝鮮的技術和進口俄羅斯原料，在東北地區加工，再向日本、南朝鮮出口精料、半成品和成品。
——長（江）三角跨國產業協作係統。第一層次的協作包括長江三角洲，即江蘇、上海和浙江等省市和部分長江流域地區與韓國、日本的合作。上海是中國最大和最發達的工業城市。江蘇省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與江蘇省相比，浙江具有更豐富的礦產資源和發展農業的有利條件，這將維持其今後相當長時期的經濟高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已將蘇、浙、滬三省市列為長江三角洲經濟開放區，這個開放區以上海為中心，包括了江蘇省的蘇州、無錫、常州、浙江的嘉興、湖州總麵積約27000平方公裏，其優越的自然條件使其成為中國最富裕地區之一。
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麵向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主要窗口，也是中國沿海地區經濟文化中心，經濟技術力量比其它地區雄厚，最有條件擴大對外產業協作。因此，長江三角洲將利用自身外向型經濟優勢，首先與韓國和日本發展成多元化經濟關係，吸收韓國和日本的資金、技術。除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之外，還將發展一些資金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高科技產業。
第二層次產業協作是將範圍擴展到整個日本以及台灣地區，開展經濟合作，促進經濟共同發展。
第三層次的產業協作，是將合作範圍擴大到北美自由貿易區，形成中國在太平洋東西兩岸都有產業合作網絡的局麵。北美自由貿易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之一，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參與這二者之間產業合作，對中國經濟結構的提升無疑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亞洲西南大陸橋產業協作係統，指的是沿著傳統西南絲綢之路和滇緬公路，勾通太平洋的北部灣周邊亞太國家(地區)和印度洋的孟加拉國灣周邊亞太國家(地區)的產業協作網絡。它對於中國西南省(海南、貴州、四川、西藏)的內部發展，印支(中南)半島北部地區的緬甸的內部發展，以及大陸橋兩邊地區的交流協作，都將起著重大推動作用。為發展亞洲西南大陸橋發展協作係統，中國方麵將首先由廣西(瓊)、雲南(滇)、貴州(黔)等省區組成北部灣經濟區，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以及西藏等省區組成大西南經濟區，然後與周邊中南半島國家(地區)(即泰、老、緬、柬、越)建立湄公河流域發展係統的產業協作關係。中國的北部灣經濟區和大西南經濟區同時與周邊亞太國家(地區)(即泰、緬、寮、柬、越以及孟加拉國國國國國、印度東北等地區)進行產業協作，構成一個亞洲西南大陸橋發展協作圈，形成一個由北部灣的北越和廣西的海岸向北延伸，從廣西進入雲南，通向緬甸，迄於孟加拉國國國國灣的交通網絡，聯結太平洋和印度洋，促成亞洲最後一個未開發地區的現代進程。
為了推進西南地區和周邊國家的經濟、科技合作，發展貿易，極需振興南方絲綢之路，及早與有關國家或地區作出製度性安排，分階段實行。所謂振興南方絲綢之路，就是建立通向南亞、中東的陸上和空中通道，它包括建立以昆明為起點站，經過緬甸北部到印度東北地區，再與印度公路和鐵路相連接的國際公路和鐵路網。同時，開通至印度阿薩姆和加爾各答的航線。這一計劃一旦實現，將大大縮短中國西南地區通往印度洋的距離，在一定意義上，使中國成為一個印度洋國家。它進而獲得了便捷的“海上絲路”通道，使中國西南地區通向印度洋，又可以通向太平洋，穿過巴拿馬運河，再進入大西洋。
——陸上絲路跨國產業協作係統。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開拓一條穿越中亞連接歐洲市場的交通要道對中國變得非常重要。這就是我們在這裏所說的“陸上絲路跨國產業協作係統”。目前中國原油進口的70%以上都經過馬六甲海峽，中國與非洲國家的經貿聯係大多也需要通過馬六甲海峽。一旦馬六甲海峽在非常時期(如戰爭)因某些意外原因而被封鎖，中國原油進口就將受到嚴重影響。
最近阿富汗境內發現的一處巨型多金屬聚合礦更增添了中亞對中國的吸引力。據美國軍方的地理專家估計，這個富含鐵、銅、鋰和鈷的多金屬聚合礦潛在開發價值高達1萬億美元。美國軍方認為，開發這個多金屬聚合礦有望使深受戰亂貧窮之苦的阿富汗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
中國政府早就意識到開發中亞資源和推動中亞地區發展經濟的重要性，並在許多年前就已經開始謀劃修建中亞和歐洲鐵路的構想。無論是從商業利益上考慮還是從戰略利益上考慮，修建一條橫跨亞歐大陸的高速鐵路對中國都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與常規鐵路相比，高速鐵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運輸大量商品和物資。這將為中國從中亞地區進口原油和礦產提供極大方便，而中國出口商品也能更快更便捷地抵達中東和歐洲市場。
中國西部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是同協作係統內各國進行國際產業協作的基礎。1992年初，第二條歐亞大陸橋中方境內全線貫通，成為繼歐亞第一大陸橋後與歐亞中國各國相聯係的又一大動脈。中國西北和西部省區(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內蒙古等)沿著第二歐亞大陸橋可發展成陸上絲路經濟係統。其中，內蒙、陝西、甘肅和寧夏與外蒙、原蘇聯西伯利亞地區、日本構成小絲路發展圈；內蒙、陝西、甘肅、寧夏、新疆、青海與原蘇聯中亞細亞部分及中東構成中絲路發展圈。中絲路發展圈還可以衍化出同屬穆斯林教的地緣文化的西北亞大穆斯林經濟圈。第二歐亞大陸橋的建成，為中國中西部各省區向西開放、開拓大伊斯蘭國際市場創造有利條件。大伊斯蘭市場廣闊，它包括中東阿拉伯各國和南亞，特別是中東地區，經濟實力雄厚，擁有大量石油美元和黃金儲備。最後，由於第二歐亞大陸橋穿越中亞、西亞、東歐和西歐，直到大西洋東海岸的荷蘭的鹿特丹，中國西部與國際聯係大為拓展，西出國門加入中亞、北非，乃至東西歐的國際經濟大循環，使得作為太平洋國家的中國可以直接地同大西洋聯係起來，在那裏找到許多窗口，進而發展成大絲路發展圈。
在中國西部，按照自由貿易原則，有著名的“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展開的跨國產業協作。通過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啟動貿易投資便利化進程，適時開展經濟技術合作，優化貿易和投資環境，實現降低商品、資本和服務流動成本的目的。“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已為今後實現這一地區貿易自由化創造了前提條件。
未來5年，“亞洲西南大陸橋”和“第二歐亞大陸橋”因為高鐵的建成可望貫通，遂使“西南絲路”和“西北絲路”由曆史走向現實：由蘭新(隴海－蘭新)和第二歐亞大陸橋南下至成都，接上成昆(成都－昆明)，然後轉入緬甸，經過馬來西亞至新加坡。至此，中國對外經貿區域一體化戰略將得到全方位體現：中國將既是一個“大陸國家”(背靠歐亞大陸)，又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大西洋國家”、“印度洋國家”；“兩個大陸”(歐、亞大陸)加上“三個海洋”(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的總體發展與開發模式，使21世紀中國現代化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目標的實施中立於不敗之地。
——中國——東盟跨國產業協作區。20世紀末21世紀初，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戰略構想開始正式開始浮出水麵。中國早於1992年就已成為東盟的“磋商夥伴”。次年，中國——-東盟經濟貿易合作委員會和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成立。1995年中國-東盟高官會議正式建立，1996年中國正式成為東盟的“對話夥伴國”，次年中國-東盟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在馬來西亞舉行，雙方發表了聯合聲明，提出建立麵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此後，“10+3”（東盟10國加上中國、日本和韓國）領導人會議機製正式建立起來。到2010年，東盟跨國產業協作區又吸收了美國和俄羅斯加入參加。
與此同時，中國也積極推進圖們江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推動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並參加了曼穀協議。此外，東盟還在安全經濟等領域積極推動更廣泛的地區合作。2001年11月，原政府總理朱熔基在第五次東盟和中國領導人會議上正式提出了組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並提出三點建議:第一，確定新世紀初的重點合作領域,即根據雙方各自經貿優勢，把農業、信息通訊、人力資源開發、相互投資和湄公河開發作為近期合作的重點領域；第二，推動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在今後十年內，正式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第三，加強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支持，在不斷拓展雙方經貿合作的同時，有必要進一步加強雙方的政治對話與合作，增進相互了解與信任。
2002年11月4日，中國和東盟領導人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麵經濟合作框架協定》,這標誌著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正式啟動,堪稱中國與東盟關係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裏程碑。
顯然，外部的壓力和挑戰是促進中國——東盟進行區域整合的一大動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其它的經濟貿易大國都在發展自由貿易區，不僅在地理上臨近，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國家間形成了很多自由貿易區,還出現了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間的如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跨越不同地域的如歐盟與遠在拉美的墨西哥、智利結成的自由貿易區，以及在社會、文化、經濟等領域建立廣泛的如1999年10月簽定的“歐盟-南非框架協議”。而在亞洲地區，除正在成長的東盟自由貿易區外，尚未形成正式的、覆蓋麵積較大的地區經濟合作機製。這種現狀使各國失去了巨大的、本來是有可能獲得的貿易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