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戰略的具體目標和基本任務是：為今後50年的經濟持續增長，以致為至少15億人口提供生存與發展所必須的資源、經濟、社會條件，即包括吃、穿、行、燒等基本需求，也包括教育、娛樂、文化等基本享受；為今後二三十年內大約3億新增勞動力人口提供和創造就業機會和工作崗位；為今後二三十年內，大約8億左右勞動者創造良好的生產和經營環境，以保證社會勞動生產率和整個社會經濟效益不斷提高；為今後二三十年內大約3億老年人口提供基本贍養資金和社會保障，並保證他們生活水平不至於下降而且逐步得到改善；為今後二三十年內7-8億城市人口提供商品、副食品、住房、社會生活和基礎服務設施，以避免城市人口的過度膨脹和過分擁擠；為今後二三十年內消除2億多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養，普及教育提供各類設施。
仍然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如果不能有效地把控製人口規模、合理使用資源、保持生態平衡包括在21世紀的發展戰略目標之內，任何經濟增長都不會得到持續發展。因此，未來中國經濟第二次起飛的發展戰略，必須在追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戰略的同時，追求以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為基本內容的整個民族的生存戰略。這種發展對遏止人口猛增，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的惡性循環是十分必要的，因為中國經濟增長追求的不僅僅是短短幾年的繁榮，而是尋求中華民族未來長達一百多年經濟永續發展。這樣做，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適度人口目標。2020年，總人口下限為14億，上限為14.6億；在2030年左右，實現零點人口增長，最大規模不超過15億；在2050年以後，實行人口超低速負增長；到2100年，總人口規模大體在12億-14億為宜；此後趨於最終的人口穩定。
——自然資源開發利用戰略。資源基本自給，有進有出的基本平衡；發展節能產業、無汙染的新能源產業（如水能、太陽能、風能、潮汐能、地熱能等）；發展廢物處理、資源再利用產業；發展環境谘詢、環境科技、環境信息服務產業；發展生態和環保旅遊產業；發展綠色食品、綠色藥品等新興生物技術產業。
——環境保護最終是防止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為人民創造一個清潔、優美、舒適的生產和生活環境。而同樣重要的是，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是在生態穩定而不是脆弱的基礎上推進的。近期與中期目標是，基本控製自然生態破壞急劇惡化的趨勢，其中某些方麵得到局部改善，城市環境和工業汙染得到一定程度的控製和治理，逐步減輕環境汙染對人體健康的危害；保護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態過程和生命支持係統，使其免遭破壞和汙染，保存生物物種的遺傳多樣性。
需要“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
中國經濟第二次起飛發展戰略需要有“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2003年的那場始料未及的SARS疫情突襲中國。在SARS比較嚴重的時候，我們如此引為自豪的新的現代化的城市、現代化的高速公路等，一下子變得十分淒涼：賓館沒有人了，公路也沒有車跑了。於是人們產生了疑問，為什麼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了，中國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國家公共衛生體製和社會應急體製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擊，這麼多年，國人辛辛苦苦搞經濟，轟轟烈烈地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人的位置究竟被放在了什麼位置上？所以，如果說過去曾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現在終於到了認識“以人為本是更硬的道理”的時候了。
平心而論，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我們對與人相關的各項社會事業的關注不夠。改革開放以前，雖然中國的物質水平非常低，但在公共衛生領域方麵，她卻曾經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典範國家。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已成為全國擁有最全麵的醫療保障體係的國家之一，這就使得中國的人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提高到70年代末的人均死亡率是70歲，嬰兒死亡率從195‰降到41‰。（我在美國和加拿大讀的就是人口和社會人口學專業，希望應以千分之來論處。——作者）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有關的國際組織對中國工作的排序是這樣的定位的，即中國按國內生產總值排序非常落後，但按健康排名比國內生產總值排名要高得多。然而這種曾令國人引以自豪的國家公共政策設施到了改革開放的今天卻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展。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堪稱是世界奇跡，但在中國增長“奇跡”的背後，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著那麼多似乎是“越軌”、“反常”和“悖理”的現象：在中國人均住房麵積不斷增加的同時，是被國人稱之為買房難、教育難、看病難的“新三座大山”的壓迫；在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國內生產總值連年高速增加的同時，中國貧富分化、資源緊張、環境汙染、人文素質下降的問題也日趨凸顯。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們前述的“中國模式”也不是沒有弊端的，它的困境是:
腐敗困境。在“強國家—弱社會”體製下，社會對於國家製衡能力就相對弱化。官僚腐敗與相當一部分官員的反法製的自利行為，難以通過社會製約來糾正，在某些官員權力範圍內，社會反彈往往被解釋為不穩定因素來予以抑製。他們可以運用自己管控的“強國家體製”來抑製社會對他們的抗議與反彈，久而久之，腐敗治理就發生許多問題。
國富民窮困境。國家官員或機構與壟斷性的利益集團相結合，利用政府強大的稅收能力，從社會中汲取資源，而社會本身對國家財富集中缺乏足夠的製衡能力。其結果直接導致社會消費嚴重不足。經濟拉動困難，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國有病困境。在體製內有一種強有力的觀念，認為國企是國家安全與體製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強化並向國企利益傾斜的政策，從政治穩定的角度來說，都被認為是大方向正確的。國企的“非經濟思維”(即從政治角度來考慮問題與決策)的特點，使社會上對“國進民退”風潮產生憂慮。“國有病”的最大的隱性負效應，是自身效率遞減與整體經濟運行的低效性，一些壟斷性的國有企業無須激發創新意識與提高效率，它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炒房”而從社會獲得巨利，一方麵是“大眾勤勞不致富”，另一方麵，民營企業掙錢越來越難。
兩極分化困境。一方麵，有權勢的政府官員與權力保護下獲得巨大利益的企業家，形成壟斷性的分利集團，雙方結成權錢交易的互利關係。他們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額利益，另一方麵，高房價又使中產階級與普羅大眾財富積累困難，這就形成中國模式下的兩極分化。
社會創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在“強國家—弱社會”模式下，由於公民社會缺乏，原先由社會承接的社會功能，如教育與文化，均由強勢國家包下來，國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傾向性，這就使中國的教育、文化等社會精神文化建設方麵，受製於行政化官僚約束，社會利益多元化不能通過公民社會來調節。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引發群體性事件與社會衝突，強勢國家可以利用督導性國家的強勢資源，通過行政與經濟手段，以“花錢買穩定”的方式，來抑製矛盾，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得短期效果。然而，由於弱社會不能為解決問題提供“多元整合”機製，來幫助國家解決各種矛盾，矛盾可以延遲爆發，但不會消解，隻會不斷積累。一旦再次爆發，國家仍然可以通過同樣的辦法來“擺平”問題，維穩成本越來越高，社會矛盾會越積越多。久而久之，就會導致一種路徑依賴與惡性循環。如果社會矛盾不能通過“高頻率低強度的爆發”方式來化整為零地解決，那麼，它們就會通過“積零為整”方式來個總發泄，中國將陷入“低頻率高強度”爆發的危機與困境。
我們認為，從治本的意義上來說，需要不失時機地培育、發展公民社會，通過公民社會來發展國家“一統整合”之外的另一種解決社會矛盾的新機製，那就是我所謂的“多元整合”，即讓公民社會來幫助國家維持社會穩定，用以化解社會矛盾、減輕國家威權作為唯一整合功能實施者的沉重負擔。這種“多元整合”包括公民教育的發展，公民社會的發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國家不應該是公民社會的對立麵，而應該是培育公民社會的園丁。公民社形成的文化與人才將有利於社會的下一步的民主轉型。在保持執政黨執政地位的曆史連續性與正當性的同時，保持政治穩定下的社會多元化，從多元化的成果中來吸取政治穩定的社會資源，使中國可以漸進地走出威權主義，走向民主政治。這是中國模式最好的發展前景。
呼喚政府在新政上的主導地位
21世紀中國經濟的第二次起飛進程必然是在紊亂與秩序、渾沌與協調並存的過程，但同時又不可能在普遍混亂、嚴重滯緩、不斷反複、大規模動蕩的自發社會過程中實現起飛。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曾經多次客觀地指出保持國家穩定，樹立中央權威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他早在1994年3月12日接受美國《外交》季刊記者采訪時就說過：“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情況完全不同的國家，除了建立強大的中央政權別無選擇。”他指出，如果中國的動亂得逞，今天的中國會是一個比前蘇聯還要糟的國家。為了在相對穩定、不斷更新、漸進漸變、組織演進、再組織化的社會過程中實現21世紀中國經濟的第二次起飛，就要求中國政府有意識地突出自身在推行新政上的主導地位，因為：
（1）政府高舉現代化旗幟，對於保持和提高全民族的奮發自信精神是十分重要的。
（2）21世紀中國發展戰略目標實施過程始終存在著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方麵激烈的衝突與不平衡，需要政府不斷協調，並將這些衝突和不平衡本身可能具有的進步意義轉變為加快發展的動力。
（3）政府主導地位是推進21世紀中國發展戰略過程中社會總體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包括有效控製總人口增長，保護整個民族生存的自然基礎，為持續發展創造安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對社會各個領域發展的全麵設計、組織和協調，緩解各階層、各集團利益矛盾等等。 結論是，中國政府在推進第二次經濟起飛的發展戰略中，要有意識地提高自身在逐步建立新體製和政策作用新機製基礎上的主導地位，主動放棄主導地位是愚蠢的。
在一個有著十幾億的人口巨國實施中國經濟第二次起飛發展戰略，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任何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知識與經驗都不足以駕馭這個過程。因此，政府在製定和實施發展戰略時，必須具有科學、民主和務實的精神，必須以嚴肅態度麵對現實，運用科學民主的方法，集思廣益，正確判斷環境，準確把握實際和規律，以便製定科學的戰略和政策。必須有成千上萬個最優秀的各方麵專家從事長期的、係統的、綜合的研究，提出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進行充分的論證和反複的比較，才能在多種發展方案中選擇符合中國國情的最佳方案，充分把握有限的、稍縱即逝的曆史機會，義無反顧地、卓有成效地推進中國第二次起飛的曆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