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火光四起，大夥情緒也十分緊張。經過商量，決定離開水磨關各自回家。我沿著北河灣繞道回到家中，天已大明。從縣城出來的鄰居說，縣城裏參加紅軍的人員被馬家軍抓獲的已經殺了三四個，現在還正在搜查抓人。我遂將老父親和妹妹臨時轉移安置到張家老莊躲避，帶領妻子孩子們逃到黃家泉嶽父家中，晝出夜歸，一直躲避到第二年的正月十六日仍不敢回家。
我雖躲避，免遭皮肉之苦，但地方上的惡霸豪紳並沒有放過對我家人的挖苦和家產的洗劫。雲川鎮鎮長謝青雲、副鎮長宗敬齋，五龍區區長馬百川等人，將我家中糧食、家具抄劫一空。父親生活無著，這才逼迫我回到家中。父子倆找謝青雲討要糧食，不僅不理睬，反被謝轟出家門，便去找狄萬川想個辦法。我到狄的家中，才知道他也在紅軍走後遭到敵人的搜捕，打傷致殘，釋放不久，躺在炕上，還不能起身。他聽了我的敘述，憤憤不平地說，必須想方設法跟他們鬥爭。說起謝青雲抄家時抄去紅軍曾給我配備的一支衝鋒槍，被他私藏一事，要我訴稟政府。晚上回到家中，我向父親敘述時，不料被謝派去盯梢的人聽去。謝青雲連夜趕到縣城設好了圈套。第二天我們父子進城時，被哄騙挾持到他家的油坊。縣衙門派去的衙役早已做好抓我的準備，用鐵繩鎖脖子拉到監獄關押了58天時間，期間又遭到審訊拷打。直到後來甘肅省來了一個白科長到監獄檢查在押人犯案情時，察看了謝青雲、宗敬齋、馬百川等人的誣陷狀，才責令監所限兩天之內釋放。這一夥狗黨怕我不服上告，唆使差役們逼迫我父親請保釋人，結具作保，保證不再上訴，這場冤獄官司方才罷休。
西南隅鄉蘇維埃政府主席李生榮――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五日（農曆），紅軍先頭部隊進占了永昌縣城，立足未穩，就派出男女幹部戰士分赴各街道和城外附近農村搞宣傳，穩定群眾情緒，消除老百姓對紅軍的恐懼心理，調查了解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麵的情況，著手建立政權。
紅西路軍總部抵達永昌縣城後，指揮部設在南街驢市街的天主教堂內。這條街的各街門都有一二挺機槍警衛。
第四天下午，分布在各街道做群眾工作的紅軍幹部，召集了縣城內外工、商、農、學各界人士和幾名地主豪紳代表近百人，在紅軍總部所在地的天主教堂召開了會議。
會議開始時，由在座的紅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紅五軍軍長董振堂和總政治部的一位主任等，一一向與會者做了自我介紹並先後講了話。其中那位右鬢有一紫斑的政治部主任講話內容多、時間長，他講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是抗日的紅軍，是救國救民的軍隊。紅軍渡過黃河，進軍河西走廊，為了打通國際路線，接通蘇聯，取得軍事援助，聯合起來打日本。”他最後又講到紅西路軍要在永昌一帶開辟抗日後方，創建根據地，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蘇維埃政權和推舉臨時政府主席的問題。
經紅軍幹部提議，成立了蘇維埃臨時政府，再經眾人醞釀協商，一致推舉了城南狄家莊的狄萬川擔任臨時主席，負責政府工作。
這次會議後的當天和次日，縣城以各隅為單位，召開群眾會議，相繼成立了四個鄉蘇維埃政府委員會，同時，民主選舉出了各隅鄉政府的委員、主席。
我所在的西南隅政府，起初推選了姚繼海（姚三麻子，保長）任主席。李生榮、黃應孔、楊棟、陳世誠為委員。姚當了主席，抽大煙陋習未改，對工作不負責任，隨即撤換，我繼任主席職務。
在縣城四隅建立鄉蘇維埃政府的同時，還組織了青年隊、兒童團、婦女會等群眾團體。
在婦女團團長王泉媛等女紅軍幹部的組織發動下，動員了二三十名青壯年婦女，開過幾次會議，但因後來軍事形勢的變化，再沒有集中起來活動。戰事緊張，天氣嚴寒，紅軍衣著單薄。城內家庭婦女都參與了為紅軍縫補翻修冬衣，把毛氈裁成條，縫氈鞋、縫皮帽、炒麵烙餅，為紅軍備辦行軍幹糧等工作。
12月5日，在縣城召開了蘇維埃永昌區政府成立大會，民主選舉了政府成員。木匠張仲科被選為政府主席，狄萬川被選為副主席，還選出了政府委員10多人。
縣城建立政權期間，為了配合建政工作，在紅軍的召集下，在馬家油坊召開了一次群眾會議，審判了已拘捕起來的國民黨永昌縣政府的科長張天佑、李齋庭，區長杜富堂，地痞徐壽山和一個挑撥軍民關係、煽動紅軍開小差的錐鞋匠。
各級政府成立後，中心任務是圍繞支援紅軍而開展工作。
一次，黃部長打發在西南隅工作的那位姓馮的安徽籍幹部，把我叫到東街商人尚全興的“景盛喜”字號內，向我詳細詢問了西南隅範圍內的“天育昌”、“協泰昌”、“興順元”和“元泰永”等七八家大中商號的經營和轉移資產等情況，經過動員自動繳納和強行征用，為紅軍籌集了部分糧食物資。在紅軍需要蔬菜時，我們動員群眾，向紅軍提供了一部分洋芋、蘿卜等，還將籌集起來的小麥、豆禾，在城內油坊的炒鍋上炒熟，再運到北海子水磨上磨成炒麵，供給了作戰和行軍的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