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隅政府也承擔了養護傷員的工作。在西南隅王海龍家的13間屋內，僅重傷員就達100多名。西南隅鄉政府向群眾做工作，湊集了煤、柴火為紅軍傷員取暖。為了使傷員能吃到糧食，我還和另外幾名紅軍人員，到舊政府衙門人耿巨德家中搞出他藏的四五石小麥和一石多麵粉，解決了傷員的急用和政府公用。西南隅住的傷員，由於群眾的關照，除個別傷勢惡化死亡外，其餘大部分在紅軍撤離時隨隊轉移。
農曆十一月十五，紅軍撤離縣城西進。馬家軍進了城，各級政權的成員被抓的抓、殺的殺，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我自己當了紅軍的主席，在地方反動勢力反攻倒算時，賠償過他們的債，又在威逼脅迫下當了縣城內的保長達十多年，直至1949年永昌解放。
蘇維埃永昌區政府糧秣委員劉萬祥――
紅軍到永昌時，我是經營小雜貨鋪的小商。
農曆十月初五，紅軍先頭騎兵部隊占領永昌城，次日大部隊進城。總部機關很快派出幹部戰士深入到街道、家庭，宣講紅軍紀律、宗旨、任務，張貼布告，刷寫標語，安定民心，發動群眾，號召各階層人民聯合起來，為抗日作貢獻，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支援紅軍。
經過宣傳發動、調查了解，召集了群眾大會，分別成立了鄉蘇維埃政府。我所居住的西北隅範圍內的群眾被召集在馬家油坊院，由紅軍薑科長等兩三名幹部負責主持召開了會議，成立了西北隅蘇維埃鄉政府。經薑科長提名和眾人舉手表決，民主選舉了政府委員、主席。會後，給每人發了一枚用紅綢做成的、用毛筆黑墨書寫著職務姓名的代表證件，各自佩戴在胸前，作為標誌，便於在軍民之間出入、工作。
我們四人被推選為代表，參加了紅軍主持下在縣衙門召開的蘇維埃永昌區政府成立大會。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除縣城四隅的代表外，還有農村政權的代表，縣城內外的群眾也參加了大會。會議正式選舉了以手工業工人、農民為主體的政府成員。木匠張仲科當選為主席；農民狄萬川被選為副主席；無職業的青年王思福選為委員，兼任青年大隊長；修鞋匠張德文為委員，負責財政經濟；農民馮懷義為委員，分工民政；舊政府糧草班差役曹有德、杜有才為委員，均分工民運；舊政府糧草班差役許教琪為委員，具體分工政府內務；小商劉萬祥為委員，具體分工糧秣。這次當選的政府成員和職務分工，書寫在一張紅紙上，張貼在鍾鼓樓南洞的西側牆壁上，做了公告。
蘇維埃永昌區政府辦事機構設置在舊政府內。當選的政府成員各負其責，在紅軍人員的具體指導下進行工作。我是糧秣委員，具體負責紅軍所需糧食工作。紅軍用糧問題是當務之急，每個委員的工作雖有分工，但在實際工作中就誰也離不開糧食工作。
起初，縣城糧倉還存有一批糧食，因部分散發救濟了窮人，糧倉糧食少了。紅軍人員多、用量大，購買也無法滿足需要。鄉下的地主老財把囤積的糧食轉移埋藏了，紅軍不得不用強行征用的措施，保證紅軍的吃糧和群眾的救濟用糧。我先後多次帶縣城和沿途農村群眾去鄉下馱運糧食。第一次是帶著群眾和組織起來的七八十頭毛驢到新城子南灣大地主王大老（即王中文、王朝文）家馱運糧食。第二次是帶群眾和毛驢隊去南泉河灘的田家莊（即地主田有珍、田有澤家），打開了糧倉和夾屋兩個，還搞出了一批布匹、皮毛、毛氈、衣物、大煙、白銀等，除部分就地分發群眾外，其餘均運往縣城交給總供給部。第三次是在水磨關梅家寺區，在村蘇維埃政權成員和青年隊的配合下到王中倫家搞開了糧倉、油坊，發動了縣城和水磨關一帶的群眾將糧油運往縣城。這些日子裏所組織的人力、畜力、運輸隊，每天車水馬龍，把征集到的糧食物資源源不斷運往縣城，保證了部隊用糧。
紅軍總部作出撤離縣城繼續西進的決定，黃部長、薑科長把我們縣政府的正副主席、委員召集在一塊，做了動員安排。黃部長講，紅軍部隊準備西進，你們願意隨部隊走的歡迎，留下來的也要堅持鬥爭、堅持工作，反複叮嚀保守軍隊秘密。當天夜裏，紅軍全部撤出了縣城。
紅軍撤離時，我沒有出城，回到家中天還未亮。城外的敵軍陸續擁進城來，軍警密布，城門戒嚴，挨門逐戶搜查紅軍人員、槍械及物品，搜捕各級政權的成員和為紅軍辦過事的群眾。我經鄰居楊永和通風，準備外逃，但已無法脫身，隻得隱蔽在家中的一間套間內。10時左右，馬家軍執法隊驅趕著人群到西街馬府門前，將已捕獲的政府委員馮懷義、青年隊員李萬殘殺在一棵楊樹下。不一會兒又從人群中拉出了群眾徐教殺害。據人說，凶狠的敵人錯將徐教當做政府的委員許教琪殺害。
這次搜捕屠殺後，我到鄉下躲避了一年之久才免於不幸。幾次抓我沒有找到，家被抄了，兄弟們都受到了株連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