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大隊副隊長韓德祿――
姚繼海（姚三麻子，保長）來找我，很含糊地說，有個事要我幹。他一直把我領到舊政府衙門二堂上，見到城南狄家莊的狄萬川、北街上的青年王思福，還有事後才知道是紅軍的黃部長等幾名紅軍幹部。黃部長給我講了紅軍的宗旨、任務，還講了許多我似懂非懂的革命道理，最後把話題轉到要我們發動青年、組織青年隊的問題上，並提出讓王思福擔任大隊長，我擔任副大隊長。我未加猶豫就應承了。過了幾天，又叫來縣城內的趙玉天，也讓他擔任了副大隊長。
以四隅鄉蘇維埃政權為單位，把發動起來的青年分編為四個中隊。每個中隊約60人，全大隊共有200餘人。
大隊長：王思福（蘇維埃永昌區政府委員），教導員：胡立清（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幹部，原係營教導員，四川籍），副隊長：韓德祿、趙玉天、宗正學（繼任趙玉天）。
縣城的中隊長均派紅軍幹部兼任，副隊長由地方青年擔任。各鄉村基層政權也有青年隊。每個中隊都建立了檢查組，每組16人，每人配發一枚書寫“糾察隊”的紅色臂章。主要任務是：維護社會秩序；檢查青年隊自身的紀律。
青年隊的骨幹成員配發了槍械、彈藥、刀矛。青年隊不時集中起來，進行紅軍軍紀、政策教育，搞一些簡單的軍事訓練以及安排布置外出執行任務等。
青年隊主要承擔的任務是：
一、協助紅軍偵察敵情。紅軍人員多操南方口音，易於暴露身份。青年隊常常選拔一些精幹的青年，深入到敵占領區域，偵察敵軍調動、駐防、裝備、火力布置等方麵的情報。
二、配合紅軍宣傳。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門印刷的傳單、標語，分發給青年隊，帶到鄉間散發、張貼。
三、當向導，抬擔架。
四、征集糧食，籌集給養。
我帶領一部分隊員，在紅軍武裝人員的配合下，具體從事了20多天的“搞窖子”工作。先後去過水磨關、南泉、新城子南灣、紅山窯“廣泰西”等處，搞開了王中倫、田有珍、王海龍、王中文等地主老財的商號和糧倉、夾屋，征集了大批的糧食、布匹、皮毛、毛氈、食鹽、大煙、白洋等。除保證供應部隊外，還將部分糧食物資散發給群眾。
我們一行在南泉田家莊，將田有珍、田有澤的夾屋打開，一女紅軍發現一隻盛滿火藥的瓷壇，遂將副隊長趙玉天叫去察看。她擦著一根火柴，引燃了壇內火藥，灼傷了趙玉天的臉部，當即送往縣城治療。趙玉天受傷回城養病，宗正學繼任了副大隊長職務。打開南灣大地主王中文囤積的數千石陳糧倉，縣城內外群眾和一百二三十條毛驢組成的運輸隊，人背畜馱，日夜運送了27天半時間，糧食未及運完，紅軍就撤離了。
紅軍注意做兒童、婦女的工作。組織了15歲以下的二三十名少年兒童參加兒童團，一個姓田的小青年出任團長。學軍訓、學軍樂、學唱紅軍歌曲。我記得是由紅軍軍樂隊派人組織教練。
婦女工作是由紅軍的婦女團長王泉媛等幹部具體負責抓，發動了二三十名婦女，建立了婦女會。
紅軍從12月27日夜開始分三批突圍。我們青年隊的部分人員和紅軍婦女團的大部由紅軍教導員魏成發做動員並帶隊，於28日深夜最後突圍。
部隊突圍時，我與趙六娃和另一青年與部隊失去聯係，從此離開了部隊，卻有家不能歸。傳來消息說，蘇維埃政權成員、青年隊員和為紅軍辦過事的群眾均為搜捕重點，縣城已經殺了好幾個人。我隻身在外躲避了四個多月，但最終還是沒有逃脫反動勢力的監督和仇視。1937年5月，剛回到家就被抓了壯丁，在馬步青騎五軍當兵直到1949年9月。
參加紅軍的永昌青年，也因紅軍作戰失利，有的犧牲，有的失散回來。失散回來的大部分青年同樣受到地方反動派的摧殘和迫害，有的被殺害，有的被拷打致殘，有的被抓了壯丁，有的被抄了家。
部隊突圍前，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紅軍到永昌不久，拘捕了國民黨永昌縣政府的科長張天佑（群眾稱張老夫子）、警察局警長王澍民、區長杜富堂和縣城西街上的徐壽山等，紅軍撤離時被押解到南泉劉家北莊，在準備再次突圍前被紅軍秘密處死，埋在糞堆中。青年大隊二中隊的放哨人員踩出，便向黃部長做了彙報。黃經調查，證實了死者確係曾關押的張天佑等人。此事屬九軍某營所為，黃認為這樣處理欠妥，但因形勢緊急未及追究。
青年隊員、司務長狄興泰――
我起初是青年隊隊員，西安事變發生前夕，又從青年隊調到蘇維埃政府機關搞司務長工作。
我家住在城南狄家莊，家中曾有土地300餘畝，車輛耕畜俱全，房產可觀，是個中等好戶。1929年3月，馬仲英在永昌大屠殺，我家的牲畜、糧食等被掠走。春種時既無種子又缺口糧，就借了地主老財周之甲（當時商會會長）的小麥五石，算計當年秋天可以償還。不料連續兩年莊稼歉收，利息成倍增長，債台高築，不得不典出部分土地償還債務。這樣還不能滿足周家企圖全部霸占我家房產和土地的欲望，從此兩家發生債務糾葛。縣官府與周之甲串通一氣，我們訴訟無門。我與父親狄萬川就拉了周家的一頭騾子為腳力準備去蘭州告狀，打這場官司。周發覺後派人把我攔截回家，父親挨了縣官府200大板後又被投入監牢，關押了三個多月。從此家境破落、窮困潦倒。
這場官司之後，父親對受剝削受壓迫的老百姓有了同情心。他常用自己的一點文化，替城鄉訴訟群眾書寫稟狀，群眾有了難解的惆悵也樂於找他。由於紅軍幹部的提議和群眾的推舉，父親狄萬川當上了蘇維埃永昌縣臨時政府主席。
我參加青年隊以後，與政治部的宣傳隊一起，在縣城內各街道的牆壁上刷寫宣傳紅軍、宣傳共產黨、宣傳各族人民聯合起來共同抗日的口號標語，也張貼過類似內容的傳單。我清楚地記得在舊政府門內的大照壁上，紅軍宣傳人員刷寫了剛勁有力的“聯俄聯共，抗日救國”八個大字。第二天黃部長看後，又讓我們把“俄”字刮掉，改寫為“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