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徐向前建議召開軍政委員會會議，討論行動方針，陳昌浩同意。會上，徐向前講了西路軍麵臨的嚴重不利形勢，中央不能派兵來援的情況，提出自救東返。多數到會者，對東返和西進的具體策略踴躍研討，但提到與中央意見分歧的事，都似乎心情沉重，不願多發表意見。陳昌浩遲疑不決，顯得心事重重。最後，大家一致讚成徐總指揮的自救東返主張。會議決定，取消紅五軍番號，將紅五軍兩個團補充紅三十軍、紅九軍。
2月21日淩晨，紅三十軍八十八師經過拚死血戰，打開突圍通道，王樹聲率紅九軍於後掩護，頑強阻擊敵步騎追兵的攻擊，全軍萬餘人向東南方向突圍而出。
部隊進至威敵堡。總部剛剛進入屯莊，四麵的槍炮聲已經猛烈地響起來。李先念根據尖兵報告，前進方向堡塞已由馬家軍控製，我軍通過不易。
徐向前果斷決定，按第二方案行動，進祁連山而後東進。
就在李先念、程世才即將指揮紅三十軍猛打猛衝奪路之時，陳昌浩迎著爆炸的氣浪站在不遠的一個山包上。紅軍充滿艱辛的鬥爭生活，一再激勵著陳昌浩的年輕活力。他不顧風險，渴望戰鬥，常常覺得無法控製自己。他不失一切時機地磨煉自己，因而成為紅四方麵軍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可是現在，他盡管穩健地站在那裏，但心裏卻是動搖的。“還得回去，回到倪家營子，因為中央讓西路軍就地堅持，適時完成西進任務。”這是此刻站在颼颼寒風中陳昌浩唯一的想法。
2月2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西路軍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
同日，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致電徐、陳及軍政委員會諸同誌：
甲、對於你們艱苦卓絕的奮鬥，我們是完全了解的，我們無時無刻不想盡方法援助你們，但當援助還不能立即成為有效的事實時，總是鼓勵你們，用自力解決難局。
乙、望告全體指戰員，堅持黨和紅軍的光榮旗幟，奮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絕境中求勝利，全黨和全體紅軍誓為你們的後盾。
丙、“二馬”現有若幹，“二馬”位置及損失和防線情況，你們位置及行動方向與計劃，即告。
（引自《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上，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578頁）
這份電報，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沒有對突圍東返之事表態，也沒有給西路軍以機斷專行的表示。特別是電文中：“堅持黨和紅軍的光榮旗幟，奮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滴血，絕境中求勝利”，這不是要求西路軍就地血戰到底嗎？
陳昌浩因東進沒有中央的命令，本來就有顧慮。他見部隊受阻，便召開軍政委員會擴大會議，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繼續建立甘北根據地。徐向前聽了大吃一驚，說：“昌浩同誌，你還有什麼力量回去建立根據地嘛！我們好不容易突圍出來，回去不是自尋滅亡嗎？”但是，陳昌浩頭上有“緊箍咒”，不顧實際情況堅持要回去。徐向前和他吵了一頓，沒有結果。
陳昌浩在軍政委員會上，說了些“國共和談即將成功”、“形勢大好”、“打回倪家營子”、“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反對右傾逃跑”一類的話。那種氣氛下誰還能唱反調？徐總指揮坐在牆角處低頭不語，右手托著銅頭瓷嘴的小旱煙鍋，“吧嗒、吧嗒”地猛吸。竹竿煙筒上還拴著那個沾著油泥的黑布舊煙包。會議作出了重返倪家營子的決定。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禦者勝”，而西路軍麵對的情況恰恰相反。西路軍擔負著一個獨立作戰方向的戰略任務，但每一步行動均需請示報告，不折不扣地照指示去辦。事實上許多指示難以行通，尤其是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部署，既未向西路軍通報，又要求西路軍配合，令之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這就使西路軍最高指揮官幾乎沒有機動自主權力，戰場指揮也就無法隨機應變，機斷專行。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一切唯上，當斷不斷。徐向前在《血戰河西走廊》中自責說：“我作為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路軍總指揮，雖向上級和陳昌浩提出過不同意見，但不無顧忌。特別是在受到中央指責的情況下，心情憂悶，不想吭聲，縮手縮腳，教訓是深刻的。”
由於陳昌浩堅持，西路軍沒有甩開敵人大步東返，而是全軍二返倪家營子。真理總是在遠方時隱時現，被許多自相矛盾的理由和根據掩蓋著。陳昌浩的理智和心靈沒能使他接近真理。關鍵時刻決策失誤，付出的代價就不僅是鮮血和生命。
2月22日，西路軍返回倪家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