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祁連山淒涼而冷酷。苦於無處宿營的王樹聲等人，發現不遠的山穀裏有一間茅草屋。
王樹聲接近茅屋時，不知被什麼絆了一跤。他爬起來一看，是一具屍體，再借著慘淡的月光朝周圍看了看，到處都是屍體，被雪半掩埋著，茅屋裏也全是屍體。屍體大多有繃帶，這是一批紅軍傷員遭到了血腥屠殺。
雪的山野，風的叢林。風從山坳吹來，在樹梢嘬出尖厲的哨音。樹搖曳的枝條，似手臂在呼喚春天，似演奏最悲壯而又蒼涼的天籟之音，有穿透天穹的強力。
山坳裏，他們稀稀落落地坐在一起，沉默不語。眼前，冰天雪地，人煙稀少，困死餓死，凍死病死，隨時都在發生。
“同誌們，莫著急，事在人為，會有辦法的，會有辦法的……”正當大家茫然若失時，性格樂觀的杜義德站起來打破了沉悶的空氣。杜義德是西路軍四局局長，原騎兵師增援高台失利後，再次組建騎兵師時任師長。
“對，天下事難不倒紅軍！”一個聲音接著說，“你們看，這高高密林，這漫山冰雪，吃的、喝的、睡的，都給我們準備好了，隻要忍耐，我們一定能生存下去！”熟悉的聲音，透著豪邁的情感，撞擊著每一個人的心扉。說這話的是西路軍副總指揮王樹聲。“我們受到挫折，這算不了什麼！隻要我們堅持下去，就一定能夠克服眼前困難，走出祁連，回到延安！”
王樹聲1905年生於湖北省麻城縣乘馬區。黃麻起義的烈火給過他鍛煉，給過他堅韌。起義失敗後的大別山區白色恐怖到了極點，黨團員和重要的農協幹部多被殺害，而無辜農民遭殃者就更多了。不少人藏在山林深處，每晚更換幾個地方，以免遭到殺害，而更多的人則埋藏槍支，改名換姓，逃出恐怖區域。王樹聲參加的那支農民隊伍繼續與敵周旋，有時集中行動，有時分散戰鬥，偶爾還能予敵以打擊，但人員損失和逃亡者甚多，由百餘人減到50、30，最後僅剩下18個人了。
最後的18個人，九個是黨員，九個是大別山中的綠林好漢。這些好漢原在農民隊伍中隻占少數，大體還能循規蹈矩，現在占了半數，也就故態複萌。一個月明星稀的夜晚，那九個綠林坐在王樹聲等九名共產黨員的對麵，說：“你們共產黨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還談什麼‘蘇維埃’，我們要的是‘吃喝樂’，再也不能跟你們共產黨做傻瓜了。把你們的槍彈和錢財都交給我們，好好分手，否則，我們就分個高低！”王樹聲等九人商量後認為，如果火拚的槍聲響起來，四周民團必乘機圍捕，就會同歸於盡。即使民團不來，與那些槍法高明的綠林火拚，也是凶多吉少。幾經談判，結果將全部錢財和九名同誌的子彈的一半給綠林。
王樹聲等九人形單勢孤，前途茫茫，但他們堅持了下來。1929年夏季，這支遊擊隊擴大到300多人。此時，徐向前受中共中央派遣來到大別山，成為這支遊擊隊的大隊長。這個大隊編為三個中隊，王樹聲任其中一個中隊的中隊長。徐向前發揮軍事才能，指導大夥打遊擊。從此，這支遊擊隊的軍事行動便節節勝利，人數迅速增長起來，由幾百人發展到一千、兩千……蘇區也跟著擴大，其他各地的同誌也陸續聚集到他們這裏。
王樹聲、杜義德一行人走進一片森林。突然從林中跑出二三十個女同誌和幾個男同誌，一再要求拉著馬尾跟著走進山裏去打遊擊，但情況不允許這樣做，隻好讓分散行動。他們剛走出六七裏地，就聽見後麵響起槍聲。一陣一陣的槍聲融進蒼茫山野。
他們向西而行，在一個三岔口，被敵人搜山的騎兵發現，邊打邊跑，擺脫追擊。
他們發現燒過不久的柴火灰，用手摸摸還有餘熱，地下還有紙屑，上有鋼筆字樣。根據宿營地踐踏的腳印看，不是少數幾個人。他們斷定這是紅三十軍的宿營地，於是趕緊向西追去，走了十餘裏，追上了一支七八人的小分隊。走近一看，原來是原紅九軍軍長孫玉清、紅三十軍副軍長兼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和他們的警衛員。孫玉清騎匹棗紅馬，熊厚發騎個灰騾子，兩人負傷在身，孫玉清還生著病，熊厚發左臂傷口腫脹流膿。大家談了紅三十軍的情況和去向，估計不可能追上了。
進山大約半月或20天了。連著幾天的晴朗天氣，使山坡陽麵上的積雪有些融化，人也覺得暖和一些了，但他們仍是艱難地在祁連山區遊動。每天的宿營地大多是森林中的馬尾鬆樹下，偶爾找到深溝裏的土洞或牧羊人住過的草棚子就很幸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