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很有理由為自己對投降後的日本所進行的管理感到驕傲。日本投降時最大的問題是應該對日本實行何種性質的管理。戰勝國是應該利用現存的政府或天皇，還是對其進行清算，或是在美國軍事政府官員的指揮下進行各市各鎮的管理？國務院和海軍部就此重大問題對麥克阿瑟將軍進行了具體的指示，該指示獲得了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的全力支持。日本國家的管理與重建工作由日本國民自己負責。
在美國，我們不斷爭論媾和條款宜嚴還是宜寬。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嚴與寬的問題。問題在於嚴的尺度應該既不多也不少，應該正好打破舊有的、具有侵略性的危險模式，建立新的目標。所采用的方法應根據民族的性格和國家傳統的社會模式而定。在德國，普魯士式的專製主義植根於家庭與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必須簽訂某些適合德國的媾和條款。而在日本，明智的和平政策卻與此不同。
日本文化中的問題不是粗暴的專製主義。父親對孩子尊重而喜愛，幾乎所有的西方研究者都認為，這種情況在西方經驗中是很罕見的。因為日本的孩子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與父親間有某種真正的友誼，並公開地為父親而自豪，所以，父親隻要改變一下語氣，就能讓孩子遵從自己的願望。父親對於孩子並不嚴厲，因此，青春期不是反抗父母權威的時期。
孩子通過幼年與父親相處的經驗而獲得的這種態度變成了一種貫穿日本社會的模式。因為等級地位而最為人尊敬的人不一定專門自己行使特權，處於最高等級的官員也不一定行使實權。自天皇而下，背後都有謀士與隱蔽的力量在活動。如同西方人常說的，每件事情都“間接”完成。他們盡力使獨裁的權威不暴露出來，使每個行為都擺出一種對象征性地位的效忠姿態。一般而言，這種象征性地位與實際權力是分離的。如果日本人感覺到了某種不加掩飾的權力，他們會視其為一種與其社會係統不相符合的剝削性的權力。
以這種方式看待社會的日本人麵對剝削和不公會進行反抗，但他們不會采取革命的手段，不會打破社會組織。他們會絲毫不觸及整個製度而進行最徹底的改革，如同明治時代一樣。
在重塑一個和平國家時，日本人所能利用的真正的力量在於他們能就一個行動說，“它已經失敗了，”然後將其精力投注於其他途徑。日本人具有一種允許取舍的倫理。他們試圖借戰爭獲得“合適的地位”，但他們失敗了。現在他們可以放棄這一方針了，因為他們所受的整個訓練使他們習慣於在可能的情況下轉變方向。
西方人注意到了這種在他們看來是原則性的轉變，並對此加以質疑。然而，在日本，無論是在處理私人關係還是國際關係方麵，這種轉變都是處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人認為，實施某一行動而未達到目標，這是犯了“錯誤”。如果失敗了，他就將其視為失敗的目標加以拋棄，他們並不會執著於失敗的目標。
在麥克阿瑟將軍領導下的美國管理機構認可了日本人這種選擇新目標的能力。他們並未堅持以羞辱的方式阻止日本人的選擇。按照西方的倫理，這樣的做法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就西方倫理的原則來說，羞辱與懲罰是使有過失者認罪的行之有效的手段。認罪是其獲得新生的第一步。如我們所知，日本人是從另一方麵考慮問題的。他們的倫理要求一個人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後果負責，一次錯誤的必然後果是使他相信此事是不應該做的。這種必然後果甚至可能是在一次勞民傷財的戰爭中被擊敗。但日本人未必會將由此引起的憤恨視為羞辱。在日本人的詞典中，一個人或一個國家是以誹謗、嘲笑、輕視、不敬、堅持使用恥辱性的象征來羞辱其他人或者國家的。當日本人認為自己受到了羞辱，報複就被看作美德。無論西方的倫理如何譴責這些原則，美國對日本的占領的成效完全依賴於他們在這一點上的自我克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