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後期的作品與現實的結合更加緊密。拿破侖第三複辟以後，他被迫在國外流亡了十九年，在流亡期間寫出了《小拿破侖》等珍貴檄文，以及《懲罰集》《凶年集》等氣勢恢弘、感情奔放的動人詩篇，吹響了反對專製統治、歌頌光明和進步的鬥爭號角，從而成為法蘭西不朽的民族詩人。而他曆時十六年才完成的巨著《悲慘世界》，則完全體現了他的人道主義理想。主人公冉阿讓由於偷了一片麵包而在牢裏被關了十九年，出獄後在寬大為懷的卞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改過自新，改名為馬德蘭。他發財致富後樂善好施，當上了市長，並且拯救了淪為賣身女的女工芳汀。這時警方斷定一個小偷就是冉阿讓，他為了不連累別人就挺身而出，在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後被捕，芳汀因此受驚嚇而死。後來冉阿讓利用搶救一個海員的機會假裝墜海死去，在經曆了無數苦難之後，他終於把芳汀的私生女柯賽特撫養成人。小說通過對窮人苦難的真實描繪，對社會的黑暗和司法的不公提出了強烈的抗議，宣揚了仁慈博愛可以杜絕罪惡和拯救人類的人道主義思想。正如他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樣：“隻要本世紀的三大問題——男人因窮困而道德敗壞，女人因饑餓而生活墮落，兒童因黑暗而身體羸弱——還不能全部解決，隻要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愚昧和窮困，那麼這一類書籍就不是虛設無用的。”正因為如此，《悲慘世界》才堪稱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範，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雨果在生前出版了十九卷詩歌，身後又經人整理出版了六卷，總共約有二十二萬行、一千多萬字。他的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有三百萬字之多。他寫了九個劇本，還有十多卷政論、隨筆和遊記。因此在法國人的心目中，雨果是一位詩人、戲劇家和小說家。
在寫作的同時，雨果也把他的人道主義思想付諸行動。1861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以後，他義正詞嚴地寫道：“法蘭西帝國從這次勝利中獲得了一半贓物，現在它又天真得仿佛自己就是真正的物主似的，將圓明園輝煌的掠奪物拿出來展覽。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國能擺脫重負，清洗罪責，把這些財富還給被劫掠的中國。”巴黎公社失敗以後，他呼籲赦免公社戰士，開放自己在布魯塞爾的住所供社員們避難。在今天，千千萬萬的人還在為爭取生存權和發展權等最基本的人權而鬥爭，雨果所說的貧窮使男人道德敗壞、饑餓使女人墮落的狀況，還遠未得到根本的改變，所以雨果畢生倡導的人道主義精神，在今天仍然有著進步的現實意義，依然值得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