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全國第四次高等教育會議在北京西苑召開，各新聞和文藝單位派代表列席參加。我作為北影廠代表，參加了華南大組學習討論。會議最初幾天，討論內容是肅清“四人幫”極“左”教育路線的流毒，發言踴躍熱烈。
“工農兵學員”——這建國30年來“高教”大樹上結下的“異果”，令每一位代表當時都難以為它說半句好話。而每一位發言者，無論從什麼角度什麼命題開始，最終都歸結到對“工農兵學員”的評價方麵。不，似乎不存在評價問題——它處於被缺席審判的地位。如果當時有另外一個“工農兵學員”在場的話，他或她也許會逃走，再沒有勇氣進入會議室。
我有意在每次開會前先於別人進入會議室，坐在更準確說是隱蔽在一排長沙發後不易被人發現的角落。我負有向北影編輯部傳達會議情況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須記錄代表們的發言。
我是多麼後悔我接受了這樣一個使命啊！然而我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領導改換他人參加會議。第三天下午，還有半個鍾點散會，討論氣氛沉悶了。幾乎每個人都至少發過兩次言了。主持討論者時間觀念很強，不想提前宣布散會，也不想讓半個鍾點在沉悶中流逝。他用目光掃視著大家，企圖鼓勵什麼人做短暫發言。
他的目光掃視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時偶然拾起了頭。於是我品質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間籠罩了心靈，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憐的角色。
“你怎麼不發言啊？也談談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多數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紛紛向我投來猜測的目光。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尷尬。
坐在我前麵的人，都轉過身瞧著我，分明都沒想到沙發後隱藏著我這麼個人。我訥訥地說：“我……我不是工農兵學員……”幾乎是不由自主地這麼說了。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參加討論三天來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許多白發蒼蒼的老教授們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華南大組全體代表說的第一句話。
謊話，是語言的惡性裂變現象。說一顆紐扣是一顆鑽石，並欲使眾人相信，就得編出一個專門經營此種“鑽石”的珠寶店的牌號，就得進一步編出珠寶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經理的姓名……
我說，我是電影學院導演係“文革”前的畢業生。我說，某某著名電影導演曾是我的老師。我說，如果不發生“十年動亂”，我也許拍出至少兩部影片了……為了使代表們不懷疑，我給自己長了五歲。散會後，許多人對我點頭微笑。“文革”前的畢業生，無論畢業於文、理、工學院，還是畢業於什麼藝術院校，代表們都認為是他們的學生。
會議主持者在會議室門外等我，和我並肩走入餐廳。邊走邊說，希望我明天談談“四人幫”所推行的極“左”教育路線，對藝術院校教育方針教育方向的幹擾破壞。
我隻好極其“謙虛”地拒絕。
我不是一個沒有說過謊的人。但是，跨出複旦校門那一天，我在日記上曾寫下過這樣的話：“這些年，我認清了那麼多虛偽的人，見過那麼多虛偽的事，聽過那麼多謊話，自己也違心地說過那麼多謊話，從此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我這“要做一個誠實的人”的人，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麵前，撒了一次彌天大謊！
那的確是我離開大學後第一次說謊，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潘冬子”一記耳光而說是“跟他鬧著玩”。我第二次說謊，像一個謊話連篇的人一樣，說得那麼逼真，那麼周正。
我內心感覺羞恥到了極點。一個畢業於名牌大學的青年，僅僅由於在某一個不正常的時期邁入了這所大學的校門，便如同私生子隱瞞自己的身世，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麵前隱瞞自己的“廬山真麵目”，真是曆史的悲哀！
就個人心理來說，這是十分可鄙的。
但這絕非我自己一個“工農兵學員”的心理。這種心理，像不可見的潰瘍，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農兵學員”心中繁殖著有害的菌類。對於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又多麼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中倒出了“山楂丸”。
我的謊話，當晚就被戳穿——我們編輯部的某位領導來西苑看望在華南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曉得。第二天，我遲到了十分鍾。在二樓樓口，被一位老者攔住。他對我說：“你先不要進會議室。”我迷惑地望著他。他又說：“大家已經知道了。”我問：“知道什麼了？”“知道你是一個‘工農兵學員’。”他那深沉的目光，嚴肅地注視著我。我呆住了。他低聲說：“大家很氣憤，正議論你。你為什麼要扯謊呢？為什麼要欺騙大家呢？”他搖搖頭，聲音更低地說：“這多不好，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會簡報組彙報這件事啊！”不但不好，而且很糟！在全國“高教”會上，在粉碎“四人幫”後，謊言和虛偽正開始從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肅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農兵學員”，卻大言不慚地自稱是“文革”前電影學院導演係的畢業生，這的確是太令人生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