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是女人的鏡子。通過她所愛的男人，可以判斷她大抵屬於哪一類女人。不愛而做了某一男人妻子的，不在此例。錯誤的，將錯就錯，遺憾的，遺憾而無法改變的婚姻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有。正如不幸之永遠不能避免。
其實中國人的婚姻觀念，自古並不徹底封建。比如《漢書·孫光傳》中即雲——“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本意指感情的真偽，但也包含著“無義”則“散夥”的主張。北劉·顏之推《顏氏家訓·止足篇》又雲一-“婚姻勿貪勢家。”隋朝的王通《文中子》一針見血地指出——“婚姻論財，夷虜之道”，斥為未開化民族的勾當。《水滸傳》第二十五回，有句話是——“初嫁從親，再從身”，說得相當明白，第一遭依了父親，第二遭就依不得任何人，要依自己了。足見自古並不萬眾一心地認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是合乎禮法的。
男人是各式各樣的，時代的文明使男人的行色多起來。若取一種籠統的劃分法，無非也這麼幾類：隻能當官的、也能當官的、不能當官的、不願當官的。他們都是女人的鏡子。
“服官政”其實是正當的“行業”，能當官的也是“一技之長”。但中國的問題在於，“隻能”當官的男人太多了。這是男人的退化，也是男人的悲哀，同時是中國女性麵臨悲哀現實之一種。由於當官和“幹革命”似乎連在一起，便使“隻能”當官的男人不願正視這一悲哀，更不願將“隻能”歸於“物種”的退化。似乎當到老便意味著革命到老，當到死便意味著終生革命。並且，製造似乎“革命”的理論維護自己的利益，使很多當妻子的既迷惘又迷惑。早期的男性革命家大抵並非“隻能”當官，他們有的可以從文，有的可以從藝，有的可以當教書先生或大學教授，有的可以當木匠、瓦匠，乃至農民。如今“隻能”當官的男人，那真是“隻能”一條道路到黑。你不讓他當了，他便幾乎就是廢人一個了。據說在一次什麼會上，有一種形成輿論的情緒色彩很強烈的“抗議之聲”——認為幹部60歲便退休，未免太早了。要求起碼延到65歲，延到70歲更好。主張修正幹部離休製的年限，我十分懷疑便是“隻能”當官的一些男人們的委屈。
所以我對未婚女性們的忠告是——擇夫時，對“隻能”當官的男人，須敬而遠之。
經濟體製的改革，最終必將帶動中國政治體製的改革。終生“服官政”的男人的仕途之路將被堵塞，他想一條道跑到黑也不行。我們冷靜觀察生活，三十來歲四十多歲的男人中，正在退化的男人著實不少。他們大概是心甘情願地樂在其中地退化。我從兩個過去的知青夥伴身上便看到了這一咄咄逼人的可悲現象。不過是個處級，一旦這處級受到動搖，惶惶然不可終日之狀令人哂笑。四方登門，八麵奉迎，好比久病亂投醫。後又眉舒目朗漸漸地活轉來，乃因終於又謀求到了一個比處級大一點兒的職務，且因高了名不正言不順的那“一點兒”沾沾自喜。但在這謀求的過程中失去了什麼，卻似乎毫不在乎。我不僅替他，也替他的妻子感到活得累。一旦再從那“一點兒”上動搖下來，他可怎麼活呢？
也能當官的男人顯然應該比隻能當官的男人活得從容些，活得踏實些。我在“比”前加上“應該”兩個字，意在強調從邏輯上講是這樣，但實際情況並不盡然。也能當官的男人們是些幸運的男人，大抵屬於知識分子一類，如醫生、律師、高等教育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工程師、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等等。他們的職業較“服官政”的男人們相對長久得多，幾乎可以成為終生的。並且不像普通勞動者們，工作水平受到年齡和體質的非常限製。所謂一技在身，終生所依。其中又尤以醫生和律師更為優越，越老越有威望，職業經驗也越豐富。醫院的院長、大學的校長、科研單位的領導者，大抵是從他們中產生的。他們對自己的職業專長越自信，越不情願當官。當上了也不將“烏紗帽”看成怎麼一檔子事。需要我當，我便當；不需要我當了，八仙歸位。也有為了解決房子問題、夫妻兩地生活問題，講好一個條件，“下海”三年五載的。女人愛他們的同時，意味著培養了對某一職業的情感，而非對權勢的偎傍。但這些男人，在中國始終是不斷分化著的社會群體。一所名牌大學可有一百多名教授，但隻能有一位校長。將專門的人才異變為庸官，是中國的弊端之一。既不但是某些男人的退化，其實也是時代的退化現象。既不但是某些男人的悲哀，其實也是國家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