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開去——罪惡滔天的德國黨衛軍戰犯，後來正就是以此種辯護邏輯為自己們的罪名開脫的。
侵略的無罪是——“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
屠殺猶太人的無罪是——“執行本職‘工作’。”
連希特勒的接班人格林在戰後公審的法庭之上，也是自辯滔滔地一再強調——我有我的難處，對我當時的難處，公審法官們應該“理解萬歲”……
日本大小侵華戰犯，被審時的辯護邏輯還是如此，現在，這邏輯仍在某些日本人那兒成立……
聯想回來，說咱們中國，從“文革”後至今，同樣的邏輯，在某些“文革”中的小人、惡人、政治打手那兒，也仍被喋喋不休地嘟噥著——大的政治背景那樣，我怎麼能不服從？我的罪過，其實一樁也不是我的罪過，全是“文革”本身的罪過……
“文革”中狠心的事、冷酷的事太多了。
“不忍”之人的“不忍”之心體現得太少了……
聯想得再近些，說現在——大家都知道，現在的中國，是很有一些人肯當殺手的。雇傭金高低幅度較大，從幾萬、十幾萬、二十幾萬到幾百萬不等。而且，時興“轉包”。每一轉再轉，中間人層層剝皮。最終的殺人者，哪怕隻獲幾百元也還是不惜殺人，甚至不惜殺數人，不惜滅人滿門。
他們絲毫也沒了“不忍”之心。
當然，也斷不會像小說、戲劇以及近代才有的電影中的情節那樣，給被殺者哀求和陳訴真相的機會，自己也完全沒有希望被殺者死個明白，要求被殺者對自己“理解萬歲”的願望……
一旦接了錢，他們往往是舉槍就射，舉刀就砍，舉斧就劈。
其過程是那麼地符合現代的快節奏——想了就議，議了就決，決了就幹，幹就要幹得幹脆。自己沒“廢話”，也不聽“廢話”，人性方麵絕對不會產生什麼“不忍”……
但是，倘被緝拿歸案，又總是要找律師替自己辯護，強調自己隻不過是被雇傭的“工具”。既是“工具”，似乎便可以超脫於人性的譴責。就算有罪，仿佛也罪不當誅。犯死罪的，似乎隻應是雇傭者們了……
在中國，可以想象，韓琪和鈕麂那樣的殺手、那樣的刺客，也許再也不會產生了。
他們顯得太古典了，因而也未免顯得太迂腐了。
我心裏，有時卻不禁地產生一種崇古之情，每每竟有些懷念他們那樣的古代殺手和刺客。於是也不禁地每每自嘲自己的古典情結和與現代格格不入的迂腐……
若聯想得更近些，說我們大家人人身邊的事——讀者諸君，你們是否也和我一樣，對“不忍”二字有點兒久違了似的呢？你們是否也和我一樣，經常能聽到的，倒是“別心太軟”的告誡，或“隻怪我心太軟”的後悔之言呢？
我們大家人人身邊的事，當然都隻不過是些“凡人小事”，並不人命關天——比如小名小利……千萬別心太軟！有什麼忍不忍的？這年頭，你不忍，別人還不忍麼？你不忍了？那麼你等著吃啞巴虧吧！於是，我們往往也就正是為了那些小名小利，將別人，甚至將朋友拋出去“變賣”一次，或將友情、信任出賣一次。當陷別人於窘境，於困境，甚至可能毀了別人的名譽之時，我們又往往這樣替自己辯護：
我不過是奉行了合理的個人主義啊！如今這年頭，誰不像我一樣呢？真的，我眼見的這類人和這類事，多得早已使我的心有些麻木了。於這麻木之中，我竟每每很懷念“不忍”二字。難道這“不忍”二字，真的將從我們某些中國人的日常用語中廢除了嗎？難道我們某些中國人迅速地“現代”起來了的頭腦中的觀念，真的半點兒古典的縫隙也不存在了嗎？阿門，給我們中國人的人心，留下一條還能夾住“不忍”二字的縫隙吧！
現實中的“不忍”漸少，小說、戲劇、電影中的“心太軟”自然就泛多起來。人想要的，總會以某種方式滿足。畫餅充饑的方式，於肚子是沒什麼意義的，於精神，卻能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
在小說、戲劇和電影中，情節（而且往往是尾聲情節）通常是這樣設置的——即使是壞人、仇人，一旦落到任憑擺布之境，主角們便頓時地側隱起來，“不忍”起來。於是壞人、仇人大受感動，幡然悔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於是人性的力量光芒四射……
但在現當代的小說、戲劇和電影中，這樣的情節已不常見，被認為是陳舊的套路。事實上也確實成為陳舊的套路。
現當代的小說、戲劇和電影，在處理類似的情節時，似乎更願告誡和強調人性惡的頑固。那情節一般是這樣的——主角們手起而刀不落，槍逼而彈不發，雖咬牙切齒，卻終究有幾分心不忍……
於是遏斂殺心，刀歸鞘，槍入套，轉身而去……
被放條生路的壞人、仇人們卻不領情，爬將起來，從背後進行卑鄙又凶惡的暗算……
於是惹得英雄怒發衝冠，慈悲蕩然，不複心軟，滅絕有理。
這類情節所證明給人看的，乃魯迅先生“費厄潑賴應當緩行”的主張，或“東郭先生”可以休矣理念。
還有另一種處理——壞人、仇人暗算成功，主角撲於塵埃，臥於血泊，絕命前指著說出一個字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