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種逆反的心理，不是每每由學生與教育的關係，與學校的關係，遷延至學生與老師與家長的關係中了嗎？
不錯，全社會都看到了中小學生幾乎成了學習的奴隸，猜到了他們失樂的心理，看到了他們的書包太大太重，看到了他們伏在桌上的時間太長久了……
於是全社會都惻隱了，於是采取對他們“減負”的措施。但又究竟為什麼，動機如此良好的願望，反而在不少家長們內心裏被束之高閣，仿佛你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呢？但又究竟為什麼，“減負”了的學生，有的卻並不肯“自己解放自己”，有的依然小小年紀就滿心懷的迷惘與惆悵呢？如果他們的沉重並不主要來自於書包本身的壓力，那麼又來自什麼呢？一名北京市的初二學生在寄給我的信中寫道：
我鄰家的哥哥姐姐們，大學畢業一年多了，還沒找到工作，可都是正牌大學畢業的呀！我十分的努力，將來也隻不過能考上一般大學。我憑什麼，指望自己將來找到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竟會比他們容易呢？如果難得多，考上了又怎麼樣？學校擴招並不等於社會工作也同時擴招呀！可考不上大學，我的人生出路又在哪裏呢？爸爸媽媽經常背著我嘀咕這些，以為我聽不到。其實，我早就從現實中看到了呀！一般大學畢業生們的出路在何方呢？誰能給我指出一個樂觀的前景呢？我現在經常失眠，總想這些，越想越理不出個頭緒來……
倘這名初二女生的信多多少少有一點代表性的話，那麼是否有根據認為——我們的相當一批孩子，從小既被沉重的書包壓著，其實也被某種沉重的心事壓著。那心事本不該屬於他們的年紀，但卻不幸地過早地滋擾著、困惑著他們了……他們也累在心裏，隻不過不願明說。
我們的孩子們的狀態可能是這樣的：第一，愛學習，並且從小學三四年級起，就將學習與人生掛起鉤來，樹立了明確的學習目標；第二，在家長經常的耳提麵命之下，懂了學習與人生的密切關係；第三，有“資格”不想、也不必怎樣努力，反正自己的人生早已由父母負責鋪排順了；第四，厭學也沒“資格”，卻仍不好好學習，無論家長和老師怎樣替自己著急都沒用；第五，明白了學習與人生的密切關係，雖也孜孜努力，卻仍對考上大學沒把握。
對第一種孩子不存在什麼學習負擔過重的問題，倒是需要家長關心地勸他們也應適當放鬆；對第二種孩子，家長就不但應有關心，還應有體恤之心了。不能使孩子感到，他或她小小的年紀已然被推上了人生的“拳擊場”，並且斷然沒有了別種選擇……
前兩種孩子中的大多數，一般都能考上大學。他們和他們的家長，無論社會在主張什麼，總是“按既定方針”辦的。
對第三類孩子，社會和學校並不負什麼特別的責任。“減負”或“超載”也都與他們無關。甚至，隻要他們不構成某種社會負麵現象，社會和學校完全可以將他們置於關注之外，談論之外，操心之外。
第四類孩子每與青少年社會問題有涉。他們的問題並不完全意味著教育的問題，也並非“中國特色”，幾乎每個國家都有此類青少年存在。他們應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卻也不必大驚小怪。
第五類孩子最堪憐。從他們身上折射出的，其實更是教育背後凸現的人口眾多、就業危機問題。無論家長還是學校，有義務經常開導他們，使他們能夠相信——我們的國家還在發展著。這發展過程中，國家捕捉到的一切機遇，其實都在有益的方麵決定著他們將來的人生保障……
我們為數不少的孩子，確乎過早地“成熟”了。
本來，就中小學生而言，他們與學校亦即教育事業的關係，應該相對單純一些才好。“識字，成為有文化的人。”——就是單純。在這樣一種兒童和少年與教育事業的相對單純的關係中，教育體現著事業的詩性，孩子體驗著求知的詩性，學校成為有詩性的地方。學校和教室的簡陋不能徹底抵消詩性。教師和家長對學生之學業要求，也不至於徹底抵消詩性。
但是，倘學校對於孩子成了這樣的地方——當他們才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教師和家長就雙方麵聯合起來使他們接受如此意識：如果你不名列前茅，那麼你肯定考不上一所好中學，自然也考不上一所好高中，更考不上名牌大學，於是畢業後絕無擇業的資本，於是平庸的人生在等著你；而你若連大學都考不上，那麼你幾乎完蛋了。等著瞧吧，你連甘願過普通人生的前提都談不上了。街頭那個擺攤的人或扛著四十斤的桶上數層樓給鄰家送純淨水的人，就是以後的你……
這差不多是符合邏輯的，差不多是現實，同時，也差不多是某些敏感的孩子的悲哀。
這一點比他們的書包更沉。
這一點，一旦被他們過早地承認了，“減負”不能減去他們心中的陰霾。
於是教育事業對於孩子們所具有的詩性，便幾乎蕩然無存了。
最後我想說——如果某一天，教師和家長都可以這樣對中小學生講——你們中誰考不上大學也沒什麼。瞧瞧你們周圍，沒考上大學的人不少啊！沒考上大學就過普通的人生吧，普通的人生也是不錯的人生啊！
倘這也差不多是一種邏輯、一種現實，那麼，我們就有理由根本不談什麼“減負”不“減負”的話題了。中小學教育的詩性，就會自然而然地複歸於學校了。當然，這樣一天的到來，是比“減負”難上百倍的事。我卻極願為我們中國的中小學生祈禱這樣一天的盡早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