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有種說法：一等智商者經商，二等智商者從政，三等智商者才從文。“文”的經濟基礎，在“倒爺”們之下；“文”的社會地位，在“政府官員”之下，因此某些幹部子女，便經商，便從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麼電影製片廠啦，電視台啦，以及其他與“文學藝術”有關的單位或部門擠。果有“文學藝術”才華的，自當別論。並無“文學藝術”細胞的，豈非授柄於人，傳詬於世嗎？且“文”假以權，權佐以“文”，結果必然是“文”腐蝕了權，權褻瀆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頂討厭文學藝術領域內現今種種假權勢而壓“文”、而欺“文”的風氣，動輒“這個電影劇本某某領導同誌看過，給予肯定了”，“這個電視劇本某某領導同誌非常欣賞”，“這篇小說某某領導希望發表並配合評論”。文學藝術的圈子裏，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某某領導“看過了”，“給予肯定”了又怎樣？某某領導“非常欣賞”又怎樣？某某領導的“希望”便一定要“照辦”嗎？某某領導究竟是“領導”，還是文學藝術工作者？你是市長，我是公民，公民該盡哪些公民義務，我聽你的。我是編輯，你是市長，市長寫電影劇本，或寫小說、寫詩、寫話劇什麼的，對不起，你聽我的。這才對勁，否則，不大對勁。這叫“社會分工不同”，應該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原則之一。
肉麻的，太肉麻的……
這真是一種令人沮喪的現實——當代之中國女性，一旦知識化了，很多一部分，也便同時“準貴族化”了，變成了些個“包法利夫人”式的女人，這就使敬愛女性的男人們，麵對這一種知識女性質量平庸的現實，不但沮喪，而且幾乎無話可說，隻有沉默了。
大約是兩年前，我到北京某大學去講文學，回來有學生會的女幹部送我。途中不知怎麼，談起了南方某地香港資本家開的一個工廠，由於對女工實行奴役式“管理”——下班搜身（防止女工從車間偷出玩具產品），上班鐵門加鎖（防止女工上班時間內去廁所），致使八十餘名打工妹喪命火災，慘狀種種，觸目驚心。絕大多數活活燒死在鐵門內，鐵門上的鎖，鎖住了她們唯一的一條生路……
那學生會的女幹部卻說：“中國很大，天災人禍在所難免。”
我問：“同是女人，你就不悲憫她們？”
答曰：“中國女人很多，缺乏知識的，也就隻配做打工妹。既做打工妹，也就隻能認命。”
那一種超然的口吻中，真的是毫無悲憫，有的僅隻是對自己幸運地躋身於“知識女性”的矜傲，以及對無知識的同性姐妹們之命運的漠視……
富婆、款姐、靚妹、明星、“白領麗人”、漂亮買辦……翻開今日之報刊看看，哪一期少得了有關她們的內容？從她們的衣食住行到她們那點子所謂隱私和緋聞，當然還包括她們的“官司”，經常的你抄我，我轉你，連篇累牘，不厭其煩，不厭其詳——倘統計一下便可得出結論：絕大多數出自於“知識化”了的當代女性的手筆。也就是某些女編輯、女記者的手筆。沒有“知識”，端的就能當上編輯記者嗎？而她們的行文，又往往透出股子掩飾也掩飾不了的俗穢之氣。
人家姐，除夕之夜，一高興，就放了5萬多元的鞭炮！陶醉在自己掙來的幸福之中……
我問她——從藝海而下商海，感覺如何？是否很累？她在電話裏一笑——感覺好極啦！一點兒都不累，輕鬆得很。比如炒地皮吧，挺高的價，憑我是著名女演員，一接觸，價格就降下來了。經商對我來說是件又容易又快活的事兒！瞧人家活的瀟灑勁兒！
她憑著自己的美貌，先是給某港商當秘書，後來那港商愛她愛得沒法兒，於是和妻子離了婚，於是她成了億萬富翁寵愛備至的太太。從此不但過上了美滿的生活，而且實現了自己做成功的女企業家的夢想……
以上幾段，都是我平素讀報閱刊時有心抄錄下來的。不知我這篇小文的讀者們，包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身為尋常命尋常人的女讀者們，讀了會有何感想？反正我現在又重抄錄之時，頓覺那一股子諂媚、取悅、羨慕、心向往之、大有“同性戀”傾向的俗穢之氣，直衝肺脾，若不克製著，怕就要噴嘔於紙了……
年三十晚上放5萬多元的鞭炮就值得一名“知識女性”那般的豔羨不已？富婆或者富姐的“幸福”的自我陶醉，就真的那麼值得一名“知識女性”也跟著陶醉了似的？
靠一張臉子的姿色從炒地皮中賺幾把“暴利”，談得上是什麼正兒八經的“經商”？怎麼憑她一張臉，地價就可以降下來？還不是慷國家之慨、集體之慨？掰開了揉碎了說，還不是權色交易之一種？與靠“誠實的勞動先富起來”完完全全是兩碼子事，也與靠兢兢業業的奮鬥取得事業的成功有著本質的區別。
至於憑了美貌投抱於富翁的女人，無論是變成了太太還是姨太太還是貼身丫環或偏房小妾，借此而實現了某類女人種種夢想和夙願自不待言，但也是不必強加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現今的中國女性們充什麼楷模的。姑且不論值不值得標榜了似乎希望女人們去學習，首先就根本沒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女性可以照著去做的前提！中國的“知識化”了的女性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自己的同性姐妹們兜售和炒賣這些個“女性文化”的邊角料做甚？
我曾不止一次地也是不厭其煩地對到過我家的女編輯、女記者、女專題節目製作人們坦誠相談：“你們讓我發表點與女性話題有關的言論，這當然是看得起我。但我偶爾關注的，乃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當代中國女性的物質和文化的文明的狀態，包括精神的和心理的狀態。對於那些富婆、款姐、靚妹、‘白領麗人’、這個‘星’那個‘星’一類的女人們，我是根本不予關注的。並且我認為，一名中國的知識女性，如果她自詡關注女性問題，首先也應該關注自己那百分之九十五的姐妹們的總體時代命運嬗變，好的方麵的嬗變或者不好的方麵的嬗變。”
我尤其對那些身為各級婦聯主辦的報刊的女編輯、女記者們坦誠相談：“作為女人，你可以專去結交那些僅僅靠了女人的天姿而幸運而成功的女性。但作為編輯、記者，你應該意識到你其實是半個女性問題工作者、思想者、調查研究者，幹嘛偏不去關注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性姐妹？幹嘛偏漠視她們的存在？幹嘛不為她們的總體的時代命運的改善盡一點兒職業義務和責任？幹嘛眼睛非像長了鉤子似的，專盯著那百分之五不到的女人們的生活形態發生興趣，幹嘛非要從她們的生活形態中東一把西一把抓出些其實頂沒意義也沒意思的雞零狗碎浪費筆墨？長此以往，不但在觀念的意識的導向上誤自己的同性姐妹們，而且也誤己。將大好的年華和有限的精力去做極少數中國當代麗人們的過分熱衷的廣告人，那點兒出息總歸是有限的，也枉是中國當代之‘知識女性’了！”
她們中，有些聽了我的勸告，已轉而去關注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姐妹們了，並且從後者們的龐大無比的群體命運中，很是發現了些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可做。
也有些一聽我的勸告就緊蹙蛾眉，倒好像我企圖誘導她們去墮落似的。我也隻有當自己是對牛彈琴了一通。
“知識女性”和女“知識分子”，顯然是極不相同的兩個概念。
每年都從全國的大學裏派生出前者們，卻隻能從眾多的前者們之中派生出極少的後者們，前者們往往更加對一切與女性的時髦相關的事物發生濃厚興趣。因為她們往往自以為有了“知識”，便擁有了尤其要享受時髦的特權。中國婦女的總體時代命運的改善，真的不能寄希望於她們。她們對她們的同性姐妹們的關注，遠不及那些溫愛中國女性的男人們，義務感和責任感也遠不及他們。我下這一種結論是多少有一些根據的——我曾統計過一九九四年內的幾種婦女刊物，其中為中國當代女性群體權利和權益大聲疾呼，將關注之視角直接聚焦在大多數中國女性命運現狀方麵的有質量的文章，十之七八竟出於男人們的手筆。而十之七八的“知識女性”們不可救藥地迷津在百分之五不到的這些幸運的女人們身上，體現出棒打不回頭的“追星族”或“同性戀”心態。由她們而氤氳成一片的大文化帷蓋下的小文化風景，與其說是什麼“女性文化”之一部分，莫如說是對於嚴肅的有閱讀價值的女性文化的不良浸淫、消彌和傷害。她們身為女性，卻仿佛無性。她們意識不到或者意識到了也不承認，她們其實是以某些男性的眼光去盯視百分之五不到的女人們。婢女取悅於女主子或男人垂涎於婢女，往往都是那麼一種目光。而她們又並不情願將目光望向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性姐妹。她們對後者們既沒有男人對女人們的溫愛，更沒有女人對女人們的悲憫。對多數男人們她們是不可能受尊敬的女人。對多數女人們她們是不可能被親近被信賴的女人。
看來僅僅“知識化”未必就會使女性在精神品格上自立自強；正如僅僅富起來未必就會使男人成為文明人。
然而女“知識分子”的確是在派生著，從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女性”中派生著。為數很少，淘汰率很高。中國女性的總體之時代命運的嬗變，首先依賴於她們的代言的義務感和責任感。對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女性，她們是她們的“青鳥”。她們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女性的總體時代命運之典型特征，時常剖析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姐妹們自己看，熱忱地喚醒著她們的權利意識和積極的健康的性別意識，同時剖析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男人們看。並且，以她們的虔誠的良知，感染百分之五的中國男人以及百分之五的中國女人，亦即成為大款、富翁乃至富豪的男人，和幸運的、最有機會接近並受寵於金錢和權利的女人們看，影響他們和她們至少付出一些愛心和仁慈。
中國當代並不缺少男文化人和女文化人，並不缺少“知識女性”或“知識男性”，起碼不像缺少起碼的社會良知、社會道義、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那麼緊迫地缺少。但卻十分緊迫非常緊迫地缺少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尤其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女“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