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清代官員出洋的考察報告(1 / 1)

鴉片戰爭以降,中國社會特別是士大夫階層,流行“保守”與“變革”“媚洋”與“自大”之爭。在我看來,這類問題多數時候是偽問題,關鍵是基於利益的判斷,如果一旦覺得對己有利,大多數官員很快就會華麗地轉身。

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燒了圓明園,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占據為首都的天京城陷落。從外憂內患中剛剛喘了口氣的清朝官僚層,對洋鬼子是又恨又怕,以為洋鬼子所居乃是生番之地。這時候,英法要求與清朝互派常駐公使,這一今日常見的重要外交措施當時被視為不可理喻的荒謬之舉,在朝野看來,豈不是天朝的官員去外夷當人質,去伺候胡人,誰願去受這種侮辱?隻有思想開明的郭嵩燾答應前行,家裏人以為他必成在匈奴牧羊的蘇武,夫人自然不願隨同,隻好帶個小妾前行。

湖南名流王闓運送他一副對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士人們紛紛認為此行大丟湖南人的臉麵,揚言要開除其省籍。郭大人到了“鬼域”後,又犯了“政治覺悟不高”的毛病,不但沒有寫文章駁斥鬼佬那套玩意不適合於天朝,天朝自有特殊的國情,典章文物遠勝鬼域;而是說人家朝野官民的文明程度很高,這下捅了馬蜂窩。他被調回國內,回到省城長沙,全城貼滿揭帖,指責他“勾通洋人”。

等到了戊戌變法後,風氣變了,年輕人留學,官員出洋考察成為時髦。一九〇四年日俄在中國東北大打出手,清廷竟然宣布中立。這樣的恥辱對官員和庶民是一種莫大的刺激,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已成社會共識。於是乎,朝廷不得不掛起了“預備立憲”的招牌來紓緩民意。經老佛爺首肯,光緒帝發布詔書,選派五位大臣組成考察團,去英、美、日等國考察憲政。

最初確定五位大臣是: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左丞紹英。這五人並非酒囊飯袋,在當時清廷中,算是翹楚。載澤是“宗室貴胄,留心時事,素號開通”;戴鴻慈“久曆部寺,頗講新政”;端方是滿蒙親貴中有名的“少壯派”;徐世昌翰林出身,與袁世凱亦師亦友,後來當過一任民國大總統。五大臣出國前,出了變故,考察團尚未出京,在北京前門火車站就遭遇革命黨人吳樾的炸彈,紹英受了重傷。行程便耽擱下來,不久後徐世昌改任新設的巡警部尚書,清廷便改派了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充當。

盡管這些官員在同僚中算見識不凡,可是西方的憲政是個啥玩意,沒人說得清。考察完畢後,他們必須交考察報告,這個報告是要交皇帝禦覽,且讓天下人評議的。那時候沒有互聯網可以搜索下載,去外國圖書館臨時抱佛腳拚湊也來不及了。出發之前,足智多謀的徐世昌就想到這點,他派翰林出身、在戊戌變法中親近康梁而受到處罰的熊希齡,拿著大把銀子東渡日本找槍手。

熊希齡找到誰?一個是他的湖南老鄉、鼓吹君主立憲最起勁的楊度,另一位則是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被清廷通緝避禍東瀛的梁啟超。當時中國人裏麵,憲政知識能超過這兩人的恐怕再也找不出來了。後來,梁啟超的捉刀文章是《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楊度的捉刀文章是《憲政大綱應吸收各國之所長》與《實施憲政程序》。有梁、楊兩大才子當槍手,考察團沒有了思想包袱,能充分在外國考察一番。

實事求是地說,五大臣率領的考察團,雖然也到過一些名勝地考察旅遊資源,到過風月場所考察社會狀況,但總體說來,比現在多數公費考察團敬業。載澤、端方回國後,編著了一百三十三卷的《列國政要》,對其考察過的國家政府組織、憲法、法律、經濟、教育等情況作了詳細的介紹。戴鴻慈寫了一部《出使九國日記》,一九〇六年秋刊發。載澤亦有《考察政治日記》問世。

試問今日多如牛毛的公費考察團,誰能找到梁啟超、楊度那樣的槍手?大部分時間花在夏威夷海灘、拉斯維加斯賭城這種地方的官員們,敢公布自己的考察日記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