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降，中國社會特別是士大夫階層，流行“保守”與“變革”“媚洋”與“自大”之爭。在我看來，這類問題多數時候是偽問題，關鍵是基於利益的判斷，如果一旦覺得對己有利，大多數官員很快就會華麗地轉身。
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燒了圓明園，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國占據為首都的天京城陷落。從外憂內患中剛剛喘了口氣的清朝官僚層，對洋鬼子是又恨又怕，以為洋鬼子所居乃是生番之地。這時候，英法要求與清朝互派常駐公使，這一今日常見的重要外交措施當時被視為不可理喻的荒謬之舉，在朝野看來，豈不是天朝的官員去外夷當人質，去伺候胡人，誰願去受這種侮辱？隻有思想開明的郭嵩燾答應前行，家裏人以為他必成在匈奴牧羊的蘇武，夫人自然不願隨同，隻好帶個小妾前行。
湖南名流王闓運送他一副對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士人們紛紛認為此行大丟湖南人的臉麵，揚言要開除其省籍。郭大人到了“鬼域”後，又犯了“政治覺悟不高”的毛病，不但沒有寫文章駁斥鬼佬那套玩意不適合於天朝，天朝自有特殊的國情，典章文物遠勝鬼域；而是說人家朝野官民的文明程度很高，這下捅了馬蜂窩。他被調回國內，回到省城長沙，全城貼滿揭帖，指責他“勾通洋人”。
等到了戊戌變法後，風氣變了，年輕人留學，官員出洋考察成為時髦。一九〇四年日俄在中國東北大打出手，清廷竟然宣布中立。這樣的恥辱對官員和庶民是一種莫大的刺激，再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已成社會共識。於是乎，朝廷不得不掛起了“預備立憲”的招牌來紓緩民意。經老佛爺首肯，光緒帝發布詔書，選派五位大臣組成考察團，去英、美、日等國考察憲政。
最初確定五位大臣是：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左丞紹英。這五人並非酒囊飯袋，在當時清廷中，算是翹楚。載澤是“宗室貴胄，留心時事，素號開通”；戴鴻慈“久曆部寺，頗講新政”；端方是滿蒙親貴中有名的“少壯派”；徐世昌翰林出身，與袁世凱亦師亦友，後來當過一任民國大總統。五大臣出國前，出了變故，考察團尚未出京，在北京前門火車站就遭遇革命黨人吳樾的炸彈，紹英受了重傷。行程便耽擱下來，不久後徐世昌改任新設的巡警部尚書，清廷便改派了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充當。
盡管這些官員在同僚中算見識不凡，可是西方的憲政是個啥玩意，沒人說得清。考察完畢後，他們必須交考察報告，這個報告是要交皇帝禦覽，且讓天下人評議的。那時候沒有互聯網可以搜索下載，去外國圖書館臨時抱佛腳拚湊也來不及了。出發之前，足智多謀的徐世昌就想到這點，他派翰林出身、在戊戌變法中親近康梁而受到處罰的熊希齡，拿著大把銀子東渡日本找槍手。
熊希齡找到誰？一個是他的湖南老鄉、鼓吹君主立憲最起勁的楊度，另一位則是戊戌變法的重要人物、被清廷通緝避禍東瀛的梁啟超。當時中國人裏麵，憲政知識能超過這兩人的恐怕再也找不出來了。後來，梁啟超的捉刀文章是《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楊度的捉刀文章是《憲政大綱應吸收各國之所長》與《實施憲政程序》。有梁、楊兩大才子當槍手，考察團沒有了思想包袱，能充分在外國考察一番。
實事求是地說，五大臣率領的考察團，雖然也到過一些名勝地考察旅遊資源，到過風月場所考察社會狀況，但總體說來，比現在多數公費考察團敬業。載澤、端方回國後，編著了一百三十三卷的《列國政要》，對其考察過的國家政府組織、憲法、法律、經濟、教育等情況作了詳細的介紹。戴鴻慈寫了一部《出使九國日記》，一九〇六年秋刊發。載澤亦有《考察政治日記》問世。
試問今日多如牛毛的公費考察團，誰能找到梁啟超、楊度那樣的槍手？大部分時間花在夏威夷海灘、拉斯維加斯賭城這種地方的官員們，敢公布自己的考察日記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