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大夫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直到今天，吊唁一位德高望重者，也會溢美其“永垂不朽”。那麼，“不朽”究竟出自何處呢？
春秋時期，魯襄公二十四年，晉國的範宣子和魯國的叔孫豹兩位大夫在討論什麼曰不朽。範宣子說，其祖先從虞、夏、商、周以來世代為貴族，家世顯赫，這就是“不朽”。叔孫豹不以為然，他認為這隻能叫做“世祿”（世世代代做官）而非“不朽”。真正的不朽乃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並舉例說，他們魯國有一位大夫臧文仲，多年後他的言論還被人記得，這大概就是“不朽”吧。
臧文仲這樣一個“不朽”人物絕非浪得虛名。他曆仕魯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四君，共五十年。當了很長時間的大宰——正卿之一，即後世主管官員詮敘的吏部尚書。他曾主持廢除關卡，以利經商，其於國於民，盡職盡責。他的仕宦時代和齊桓公成為霸主時間上高度重疊，有齊國這樣的強鄰，一個弱國要生存，需要高超的智慧。
臧文仲最為人稱道的是他主動入齊國告糴。莊公二十八年（公元前六六六年），魯國發生饑荒，臧文仲自告奮勇，向國君請求，“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即用鍾鼎寶器珠玉做抵押去齊國買糧食。臧文仲的隨從說：“國君沒有指派你，你卻主動要求，幹嗎選這樣的難事來做？”臧文仲說：“賢者應該爭做難事而謙讓容易的事，為官者應敢於任事而不逃避危難，在高位者應該體恤百姓的苦難，這樣國家才能安定。現在我不去齊國，就不是爭做難事了。處上位而不體恤百姓，當官而又懶於理事，不是臣子事君所應做的。”
這樣一位“不朽”的大臣，卻遭到孔子的責備。《左傳·文公二年》載，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廢黜六道關口，是見仁見智的事情，後世許多人正麵評價這一舉措；而“下展禽”，即沒有重用賢人柳下惠，這也值得商榷，因為一個品德高尚的人未必就有從政的才能。這可謂典型的“春秋責備賢者”。至於孔子指責臧文仲“妾織蒲”，我以為今天依然有現實意義。
臧文仲為政時，鼓勵商業，自己也讓家裏的妾婦編製蒲席拿到市場上去賣。想想臧文仲也夠可憐的，那麼大的官，還需要家裏的人做手工業貼補家用——編席這行當可是後世士大夫不屑為之的賤業。擱到今天，報紙、電視台會采訪臧文仲，讓他談談如何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沒準還讓其妻妾組織報告團，全國宣講。織蒲席的妾婦被評為“三八紅旗手”，那是十拿九穩的事情。可是孔子認為這樣做是“不仁”，是“與民爭利”。因為做大夫的，有俸祿、有封地，就不應該去和小老百姓搶生意。
更令人憂慮的是，當一個權勢煊赫的“大宰”，其家人經商——哪怕隻是賣蒲席，也很容易形成壟斷，構成不正當競爭。試想一下，臧文仲的家屬拿著席子上市場上叫賣，為了拍這位掌管官員提拔大權的大宰的馬屁，那些管理市場的人可能會在稅收上給其優惠，或者將地段好的門麵讓給其家屬；而全國的官員知道臧文仲家屬做蒲席生意了，很可能自家或發動屬下，隻買臧文仲家的蒲席，即使他家的蒲席質量不如其他老百姓織的，或者價格更高。如此，市場公平的競爭秩序被破壞，那些沒有權力做靠山的蒲席經營者，哪怕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商品也不如臧文仲家的好賣，最後不得不關張或者被臧文仲家低價並購。整個魯國的消費者可能別無選擇，隻能用臧文仲家價高質劣的蒲席。
魯國另外一個高官做過相國的公儀休，其作為和臧文仲恰好相反。這也是個大賢臣。據《史記》記載：公儀休有次回家後，看到家屬織出幾匹很好的布，準備拿到市場上去叫賣。——看來春秋時代，先民樸實，官員家屬親自耕織是常事。公儀休把老婆等家中的女人叫了出來，當眾把織布機給燒掉了，說：如果我們做官的人家都經營產業，那麼普通農、工家的婦人織布賣給誰呢？
市場需要公平競爭的道理並不高深，春秋時的中國人就明白。可這樣的常識，到後世卻常常被違背。譬如晚清在西方船堅炮利的威脅下，開展“洋務運動”以自強，引進西方的技術辦工廠、修鐵路，可最終並沒有自強，大敗於蕞爾島國日本之手。關鍵原因是洋務運動一開始，就和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背道而馳，而是大搞官辦、官商督辦，辦鐵路、鐵廠、織布廠的人都有朝廷官職，是不折不扣的官商。官員用公權力壟斷了一切資源，使民營企業舉步維艱。這樣官進民退的畸形市場經濟，能結出什麼樣的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