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武俠愛好者而言，毫不誇張地說，他們的曆史知識和曆史觀主要來自金庸的武俠小說。這並不奇怪，中國從古至今，真實的曆史文本影響的是占社會少數的精英人士即士大夫，而對多數老百姓來說，他們的“三觀”，是由寄生在曆史中的文藝作品塑造的，如白話小說、評書、戲曲。金庸師法古人，並發揚光大。
中國四大古典小說外加《金瓶梅》，除了《紅樓夢》外，其他四部小說，都有清晰的曆史背景。而且如今天讀者因金庸武俠小說產生美麗的“曆史誤會”一樣，明清時期的許多中國老百姓，也將小說家言認為是真實的曆史。比如《三國誌》中的周瑜和諸葛亮，遠非《三國演義》中那位年輕英俊、心胸狹隘的周郎和老謀深算、近似妖怪的孔明。關羽則是文藝形象壓倒性勝出曆史真實的典型範例。曆史中的關羽功績平平，在三國時期眾多人物中並不突出。而由小說、戲曲和評書的演繹，他被推上與至聖先師孔子比肩的“武聖”地位。考察“文聖”孔子和“武聖”關公曆史地位之形成過程，可更好地解讀士大夫和老百姓審美觀、曆史觀之差異。孔子成聖人，是曆代儒生通過對經史的詮釋完成的，關羽成聖，是曆代老百姓據小說家言而推動的。《水滸傳》的故事，根據的是史料中“宋江等三十六人縱橫河朔”的簡短記載。連神怪小說《西遊記》，也被吳承恩附會成大唐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經之事。而曆史中那位百折不撓的玄奘法師和《西遊記》中那位迂腐、有些愚蠢的唐僧形象相差得太遠。
中國古代小說家和民間藝人，以曆史為“藥引”，演繹出許多精彩故事，其核心價值觀是基本一致的，即宣揚“忠孝節義”，無論是《三國演義》《水滸傳》（屬於文人小說、無明確曆史背景的《紅樓夢》除外）等古典小說還是《隋唐演義》《三俠五義》《說嶽全傳》這類評書，概莫能外。金庸以曆史為“藥引”的武俠小說亦是如此，他將儒生主張的“忠”和江湖人士推崇的“義”結合在一起，通過對郭靖、楊過、蕭峰、陳家洛等人物的塑造，來佐證“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俠義觀。然而，到了金庸寫武俠收官之作《鹿鼎記》時，他以前的觀點受到了自我挑戰。所謂“為國為民”的“俠義”信念，往往敵不過現實的利益考慮。無論廟堂還是江湖，中國社會的曆史真實是：隻有韋小寶那樣將禮義廉恥放一旁而個人利益優先的混混，才往往笑到最後。金庸所處的時代畢竟和那些小說家前輩不同了，他體察到巨大的社會變化，因此，盡管都以曆史為“藥引”，但配出來的“藥”，終究是有較大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