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是需要品的。
對中國人而言，這是最為熟悉的一座山。在千百年來文人的錦繡詩文中，在無數大師的繪畫、攝影和影視作品中，在波詭雲譎的曆史大劇中，她的風采被一代代國人領略。
每一個來廬山遊覽的中國人，幾乎都有故地重遊的感覺。正因為熟悉，所以需要讓廬山的遠山與近景、廬山的一草一木來激活自己的文化記憶，觸摸千年文脈，才能品味廬山之美妙、廬山之醇厚，否則，她隻是一座有著飛瀑、幽穀、奇石、險峰的大山而已。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日黃昏，我們一行到達牯嶺——這個被外國傳教士發現並開發的雲端小鎮。如果說中國人認識廬山，是從父母或老師教給自己的唐詩開始，那麼外國人認識廬山，則是從閱讀十九世紀末來中國的傳教士的回憶錄開始。英國人李德立身負傳播“上帝福音”的使命，闖進了這塊桃源福地。在有著宗教信仰的人看來，未必不是一種“天啟”。
隻有愛永不老去
安頓下來，天已經晚了。晚飯後，我們和多數在牯嶺鎮過夜的遊客一樣，去“廬山戀”影院觀看那部每天都在一輪輪重映的《廬山戀》。
從藝術的角度來說，今天的觀眾看這部電影，那種用鏡頭來表達價值觀和愛情觀的方式未免太簡單和誇張。譬如由張瑜飾演的原國軍將領的女兒周筠，哪怕在父親的影響下再愛國，但異國長大的她，其話語體係中，不可能有那樣直接來自當時大陸政治課本的詞彙。再如，男主人公耿樺的父親，一位落實政策的老幹部安慰以為被父輩強行拆散而傷心萬分的周筠時，如慈愛的父親摟著周筠的肩膀。在中國社會，哪怕是打破一個舊世界為己任的周老將軍那代人，對第一次見麵而未過門的兒媳婦，絕不可能有那樣的表示。
當然，隻有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我們才可能看出《廬山戀》藝術手法的稚嫩。在我的身旁，坐著同行的幾個八〇後青年人，他們隻是感歎張瑜那種活力四射的青春之美，很難體會到我在少年時，從《大眾電影》封麵上，初看到張瑜劇照那種怦然心動的感覺。而今人到中年，我的青春如小鳥一樣不回來。隻有留在銀幕中的男女主人公永遠年輕，隻有愛情永不老去。
有人說，這是一部中國的《羅馬假日》，但男女主人公遠比《羅馬假日》那個歐洲公主和美國記者幸運，畢竟當耿樺的父親落實政策後，兩人之間那道身份藩籬被拆除了，耿樺，畢竟不是山腳下某個種田的農民的兒子。他如果活在現實中，現在該年近花甲了，出身將軍的家庭，在清華讀研究生，又有改革開放對他這類人成長的寬鬆環境，他應該待在某個要津之地吧。
李白的佯狂與白居易的寂寞
六月四日淩晨四時三十分，我們趕到了含鄱口，登上了含鄱嶺，希望一睹廬山日出之壯觀。一位曾在此蹲守一個月的當地記者告訴我們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因為廬山不像泰山那樣地處遼闊無垠的齊魯大地，多晴朗天氣。而在大湖之側的廬山，一年四季被濕潤的雲氣所繚繞，日出那一刻的絢爛壯觀也總被雲霧遮蔽。
果然，沒有看到日出，看到了一群穿著學位服來觀日出的學子們，他們應該是附近某所院校的，一起來廬山度過他們的“畢業季”。又到了各大高校校園裏驪歌四起的時候，近七百萬畢業生即將離開校園，進入充滿希望也處處有暗礁的社會。看到這群年輕人，我不由得想起二十年前這個時候，即將離開大學校園的那些事、那些人。再過二十年，眼前這群年輕人在做什麼呢？他們的人生夢想，實現了幾成？那時候的中國，又將是個什麼樣子？
上午，我們遊曆了花徑與錦繡穀。“花徑”因白居易那首“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的七絕而得名。盡管有白居易建“花徑詩社”的記載，但我很難相信白居易能和他一幫詩友一起從江州城（九江）登山到如此絕勝處來詩文唱和。謫貶到江州的白居易是寂寞的，遠離了長安的朋友圈子，隻能靠遙寄信箋和元稹等老友相互安慰。他自己就在《琵琶行》裏說過：“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