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第2期《名作欣賞》發表了靳極蒼先生的大作《檢評〈毛澤東詩詞鑒賞〉和〈毛澤東詩詞鑒賞詞典〉》，讀後很受教益。靳老已是望九高齡，為晉中耆宿、學界山鬥，景行高山，心儀已久。但細讀這篇《檢評》，似尚有可商榷之處。不揣冒昧，願獻疑焉。
靳老文中談到柳亞子先生《七律感事呈毛主席》的前四句：“開天辟地君真健，說項依劉我大難。奪席談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首先，靳老強調“五鹿”是地名，“是《左傳》記載晉公子重耳周遊列國受辱於野人的地方”。然後對這四句詩詳加解釋道：
第一句讚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建成了新中國像古神話盤古氏開天辟地一樣。第二句說自己為宣傳毛主席，不能在國民黨區居留逃到了香港。第三句承第一句“君真健”，說你現在已經是漢光武帝一樣，能因人才高下，定升降了，就是有權了，不是像晉文公周遊列國時，在五鹿那地方受辱那樣無權。第四句承第二句就是說我無官向你求官，像馮無車求車是一樣的。這裏這樣講是夠明白的，是合於這四句的。周振甫竟把五鹿解作五鹿充宗，太不對了！因為五鹿充宗是個佞幸小人，他的傳就附在《佞幸傳》上。說崇高自許的柳亞子和他相比，太不該當了！而且奪席談經是東漢時事，五鹿充宗是西漢時人，風馬牛不相及！周先生一時錯了，我批評他，他並沒有反駁；而現在這兩部書仍堅持“五鹿”就是這個佞幸小人五鹿充宗。莫非都沒讀過《左傳》這部書，連《漢書》都沒讀過……
靳老批評周振甫先生把“五鹿”解為“五鹿充宗”是錯的，他所“檢評”的兩部書沿襲不改，更是錯上加錯，並懷疑寫文章的人（包括周振甫先生）連《左傳》、《漢書》都未讀過，話說得很不客氣。我則認為，釋“五鹿”為“五鹿充宗”並沒有錯，解為重耳出亡時受辱的地方反倒近於穿鑿。蓋五鹿充宗依附漢元帝嬖臣石顯，誠為佞幸小人；但他同時還是一個通《易》學的經師，是梁丘賀一派說《易》的傳人，見《漢書·儒林傳》。再看《漢書·朱雲傳》：
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顏師古注：“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聲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顏師古注：“拄，刺也，拒也。”）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雖說“奪席談經”是東漢時事，但詩人以史實為典故，本可活用（即以“說項依劉”而言，“說項”本唐人故事，所謂“到處逢人說項斯”是也；“依劉”則典出王粲遭亂南依劉表。而柳詩巧妙地活用，代指項羽劉邦，這樣的用法在前人舊體詩中是完全允許的）。“奪席談經”即指五鹿充宗恃權貴之勢而“奪”諸儒之“席”以“談《易》，”使“諸儒莫敢與抗”，這樣講豈不順理成章！蓋亞子先生自言我非五鹿充宗，不想趨炎附勢。這又有什麼不合適呢？如東漢典故不能與西漢人連用，那麼把漢光武帝和春秋時的公子重耳硬拉到一處，就不算“風馬牛不相及”了嗎？靳老所強調者，為第三句承第一句而言，第四句承第二句而言，其實舊體詩作法，並無此硬性規定，第三、四句固可徑承第二句也。而且把第三句硬截作兩橛，前四字指劉秀，後三字指重耳，如果一個人作詩寫出這樣牽強的句子，實不能算當行出色。亞子先生寫詩似亦不會如此生硬晦澀也。如果說別人沒有讀過《漢書》，那麼《朱雲傳》和《儒林傳》也都是《漢書》裏麵的，何以靳老竟未注意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