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對“奪席談經非五鹿”一句還有個看法。此句的“非”既與下句的“怨”字相對，則應為動詞（義為“否定”、“不讚成”）而非副詞的“不”（或“不是”）。果可解“非”為及物動詞，則這句的意思當為專橫恃寵的佞幸小人乃本人所不取。然則靳老“說崇高自許的柳亞子”竟和五鹿充宗相比是“太不該當了”，亦成無的放矢。蓋柳本人（和解詩者）並未以己與佞幸小人相比，相反，倒是說柳素來討厭這種小人。這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附帶再談談靳老對毛澤東答詩“觀魚勝過富春江”一句的看法。靳老釋“觀魚”引《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諫魯隱公“觀魚”於棠事以說之，認為“觀魚”指議論國家大事。但靳老把隱公所說的“吾將略地焉”解為商討國家大事，似亦勉強。而文中更引《三國演義》第85回諸葛亮在平五路前“觀魚”的描寫作為旁證，亦嫌求之過遠。蓋詩家引小說家言入詩雖無悖於理，終不免為通人所譏（如王漁洋之譏杜牧《赤壁》絕句，小杜尚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前數百年，然其為小說家言則無可疑）。我以為，如想對“觀魚”一句得到確解，須從柳詩原作求之。柳呈毛主席的原詩末句為“分湖便是子陵灘”，富春江上有嚴子陵釣台，正是嚴光觀魚處。故答詩正與原唱相呼應，意謂柳即使想做嚴子陵，住在北京到昆明湖上閑散一番也完全可以，甚至比富春江更好。這也是順理成章的。現在把一句平平常常的詩有意往深曲裏解釋，硬講成帶有“政治性”的內容，似乎“過猶不及”。靳老賢者，而解詩竟如此牽附，故區區實不敢苟同也。當然，筆者殖學無根，所見未必盡當。尚祈靳老與廣大讀者不吝指正，幸甚。
1996年歲次丙子穀雨日寫訖，同年9月改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