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製布裘》詩：“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按，《孟子·盡心上》：“古之人，得誌，澤加於民；不得誌，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白詩正本此。《孟子》連用兩“善”字，白詩把“兼善”改為“兼濟”，蓋本於《周易·係辭》，所謂“知（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上傳》第四章）與“血杵之利，萬民以濟”（《下傳》第二章）的“濟”是也。但白當時寫此詩之意似指自己無論得誌與否，皆應以“兼濟”為貴，而對“獨善”則采取不予考慮的態度。又，李白《贈韋秘書子春》：“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疑白詩提法亦受李詩影響。
又按，白氏《與元九書》有雲：“古人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誌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喻詩，兼濟之誌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此書是白居易謫居潯陽時作，較《新製布裘》詩為遲，書中強調“獨善”的一麵，已帶有消極情緒。從而又看出作為士大夫的白居易思想中的階級局限。而這種局限發展到白氏晚年就更其嚴重，以至於完全脫離了社會，忘掉了“兼濟”，也忘掉了他自己早年寫的那些大言不慚的詩句（然而白居易晚年的官卻比他寫《新製布裘》時做得高多了），完全沉浸在“獨善”的小天地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