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時讀宋詩，有一不成熟看法。自北宋開國約半個世紀，朝野詩壇主要以宗白居易之平易淺近詩風為主。別有宗晚唐賈島、姚合之“九僧體”，實白體之旁支，且影響極微小。至歐陽修為詩文盟主之時，“九僧體”已式微而幾乎失傳。直到南宋“四靈”，於“江湖詩人”中別辟“小區”，賈、姚遺韻才又被詩人拾起。此是後話。宋真宗時，楊億、劉筠創為“西昆體”，詩壇乃以李義山為大宗師，雖晏殊、歐陽修諸家皆被其澤。由於“西昆體”為宋真宗所反對，又受道學家如石介輩之抨擊，雖極一時之盛而很快便戛然中輟，然其流風餘緒不泯。及歐陽修主盟，詩文雖以複古為幟，而實際人皆各尋創新之路。作詩者繼宗法白樂天、李義山之後，更上溯白、李之源，從而找到了李白和杜甫。然李白天才橫逸，不易窺其樊籬；杜甫則法度謹嚴，不難求其矩。故自二宋（宋庠、宋祁）、王安石以下，若劉、黃庶（黃庭堅之父）等，乃至江西詩派之“三宗”（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詩壇風氣一直為學杜所籠罩。其間異軍突起，獨為蘇軾及其追隨者如張耒、晁補之之屬。故竊謂北宋一代詩風凡三變。自白居易而李商隱，一變也；自白與李而杜少陵，二變也；自李白而歐陽修，至蘇軾而獨樹一幟、蔚為大國，三變也。明乎此，然後可與言宋詩（筆者另有專文論之，這裏不過略陳梗概而已）。
黃庭堅與二陳（師道字無己，與義字去非）之學杜，誠淵源有自，但亦非死於句下者。今姑舉其有繼承有發展之一例，以證成鄙說。按近人冒廣生《後山逸詩箋》卷下，於陳師道《寄文潛無咎少遊三學士》一詩末二句“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下引宋人陳長方《步裏客談》雲：
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雲，“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雲“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己雲：“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
所謂“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者，亦江西詩派學杜之藝術手法之一。《客談》引杜詩，是老杜居夔州時所作一首諷世小詩《縛雞行》，其全文雲：“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詩意甚明，關鍵在結尾二句（《客談》所謂“斷句”，實指結句，故此小劄標題擅作改動）。清吳見思《杜詩論文》卷四十釋此詩雲：“雞之於蟲，大小雖殊，性命則一。有何差別而強分厚薄乎？”然而世人爭名逐利，雲雨翻覆而世態炎涼，不過如雞蟲之得失而已。杜甫這一次固然沒有讓小奴縛雞出售，但雞與蟲蟻的命運畢竟還是同歸於盡，正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為了蠅頭微利，不惜弱肉強食。詩人於末二句感慨至深，既有超然物外、居高臨下俯瞰紅塵的一麵，也有百感交集、自傷身世的一麵。思緒萬千，隻能用貌似忘情的仿佛不相幹的旁觀語氣作結，才使讀者感到餘味無窮。所謂“旁入他意，最為警策”也者，正因這樣的結語可以因小見大、以少少許勝多多許也。
黃庭堅的原詩題為《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為之作詠》，也是一首短短八句的七言古詩。原詩雲：“淩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含香體素欲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任淵《山穀詩集注》卷十五於末二句下注雲：“老杜詩：‘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隻顛狂。’山穀在荊州《與李端叔帖》雲：‘數日來驟暖，瑞香、水仙、紅梅皆開。明窗靜室，花氣撩人，似少年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詩爾。’山穀時寓荊渚沙市，故有‘大江橫’之句。老杜詩：‘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山穀句意類此。”任淵與陳長方都引了杜詩《縛雞行》末二句，可見黃詩意境確從老杜化出。但杜詩有居高臨下意，黃則以香豔與雄渾之境作對比。花氣襲人，撩撥情思，與其為花香所惱，還不如出門一望浩瀚無際的大江，使胸襟頓時開拓。作者用“惱”與“笑”為對文，正見出環境不同，可以牽動改變人之感情。所謂“被花惱”者，即被花之香豔嬌美所苦而引起愁緒之意。作者此處也是用簡練概括的結語來代替千頭萬緒之複雜心情，同樣是以少勝多。雖說與杜詩手法相類，但杜是超脫而黃是擺脫，杜居於旁觀地位而黃則使主觀情緒有所改變和拓展，仍見出兩人的個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