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關於“第二手材料”》剛剛發表，就有讀者向我提出：不少學者都不主張用“第二手材料”，因為怕產生“先入為主”的弊端；也就是說，容易被最初見到的“第二手材料”的作者（包括他的觀點和統馭材料的方法）牽著鼻子走。希望我就此談談個人的看法。
我以為，“先入為主”的毛病不僅在使用“第二手材料”時容易產生，即使麵對第一手材料，也難保不存有“先入為主”的成見。我舉個最明顯的例子。今天讀《毛詩》，《詩序》（包括《大序》和《小序》）、《毛傳》和《鄭箋》該算第一手材料了吧，但“《關雎》，後妃之德也”之類的觀點，自漢代至明、清，經過了一兩千年，相信其說的人何止千百，實際上都是犯了“先入為主”的毛病。直到“五四”以後，“後妃之德”雲雲的舊說才逐漸被廓清了。然而近年來有人根據《關雎》詩中的“琴瑟”、“鍾鼓”字樣，仍論定其詩的內容為描寫貴族的婚嫁關係。恐怕這也還是“先入為主”的觀念在思想中起作用。可見所謂“先入為主”的思想方法，與是否使用“第二手材料”並無直接聯係。我們還得另外探求這種思想方法的成因。
從古到今，我們的治學方法和學術風氣不外“信古”與“疑古”兩大傾向。總體說來，“五四”以前雖有不少疑古的學人，而“信古”者基本占上風；“五四”以後的最初十年，“疑古”之風一下子取代了“信古”的傾向；近半個世紀以來，用馮友蘭、朱自清等先生的話說，是從“疑古”走向“釋古”的曆史階段。“釋”得通的則人多信之，“釋”不通的則人多疑之。這樣，“先入為主”的成見或偏見自然就逐漸減少。不過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即每個學人看問題的觀點方法不同，即使對同一事物，所“釋”的內容也會各有同異。人們在進行“釋古”時，如果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先入為主”的成見，那就難免出現偏頗或武斷，於是後來的人還要繼續“釋”下去。而我們的文化學術就在這種進程中得到發展。
我個人認為，“先入為主”的這種片麵性的思想方法主要來自長期由“信古”風氣形成的盲從和偏信。而讀者之所以對“第二手材料”感到信心不足，擔心出現“先入為主”的偏差，我以為主要是由於我們在學術發展過程中“疑古”的風氣曾保持了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從“信古”的盲從中一下子進入對過去一切均采取全盤否定的“疑古”氛圍內，然後再前進到比較實事求是的“釋古”階段，思想上自然對采取虛無主義觀點的各種懷疑意見感到不滿和遺憾，唯恐其中的某些學術見解給人們帶來後遺症。這就使承學之士在接觸“第二手材料”時不得不“提高警惕”並加以慎思明辨，免得因“先入為主”的緣故而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正確導向，從而得出偏頗或武斷的結論。我在上一篇拙文中曾提出，在使用“第二手材料”時，應當注意兩方麵的問題。一是客觀上先要仔細檢閱一下自己所使用的這份“第二手材料”的作者在治學態度和思想方法上是否令人信得過，以及這份“材料”本身是否具有較強的科學性；二是主觀上在自己充分利用這份“第二手材料”的同時一定不能偷懶，必須親自動手核對這些材料的原始出處，以證實其內容的確切可靠。能把這兩方麵都做到，“先入為主”的毛病實際上已可能被排除得差不多了。
主觀上的盲從和偏信導致“先入為主”的毛病固然不好，遇事多疑也是學術研究的大忌。更要不得的是學術見解上的“隨風倒”。近半個世紀以來，由於某些做學問的人患得患失，不惜歪曲真理而昧了良心去迎合某種權威意見，實際上這才是學術領域中的大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