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夜宴左氏莊》詩：“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可見檢書翻書是要耗費時間的。而過去工具書不多，要查閱或核對資料，就須費時曠日地翻檢書籍。即使今天各種工具書多起來，仍難免翻檢之勞。這確是一件苦事。但一旦探得驪珠，亦自有一番樂趣。
記得遊國恩先生當年講過他親身經曆的一個故事。“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慣聽蔡中郎。”這是陸遊寫的一首絕句。可是有人說此詩乃劉克莊之作。遊老為了查明原詩作者究竟是誰，便親手一頁一頁地翻檢《後村大全集》，終於證實此詩確非劉後村所作，因為全集裏不載。這件事對我很有啟發，至少懂得了治學問應下苦工夫、笨工夫，而且必須有耐性。
半個多世紀以前，先父玉如公授卞僧慧先生作詩之法。僧慧先生向先父請教：“‘老耄師丹渾忘事，少年燭武不如人。’是何人所作詩句？”先父僅據《佩文韻府》，告以是放翁所作。事隔多年，我讀書稍多，知道《佩文韻府》引文經常失誤，便手檢《劍南詩稿》，從頭到尾一頁頁翻遍，終未見此二句。1978年讀宋庠《元憲集》，始知此二句應作“老去師丹多忘事，少來之武不如人”，題曰《寄子京》（“子京”是宋祁字）。因知此二句乃為庠作而非陸遊之詩，則確無可疑者。又，翟灝《通俗編》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為陸遊詩句，我亦費盡心力翻檢過，後來才知道這是南宋方嶽詩句，見於《秋崖小稿》。從上述幾件事來看，“第二手材料”倘不親自檢核，便易出現“硬傷”。翻檢圖籍雖不免有事倍功半之勞，但到底不致為工具書所誤導，畢竟是值得的。
至於受“先入為主”影響而誤走彎路，我也有過反麵經驗。清人尤侗有《答黃九煙小箋》，中有一節斷句極難，其文雲：“至於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則其人為何如人哉！”上句或斷為“至於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則贅一“說”字無著落；或斷為“至於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亦近滑稽。近時文章選本，大抵據丁福保醫學書局線裝排印本《尤西堂尺牘》所斷句，讀為“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看上去似較正確。後因讀雜書，知此是用五代時避馮道名諱的典故，但苦於不知出處。我為此也曾遍檢各種類書，卻毫無所獲。60年代曾向一位我夙所敬佩的老師請教，問是否可查曾《類說》？老師隨口答了一句：“恐怕未必有吧。”我乃深信不疑。多少年來翻了不知多少工具書，獨未檢《類說》。直到1996年，拜托程毅中兄代覓此典出處，他竟在《類說》卷四十九引《籍川笑林》的一段文字中找到了原始材料。今照錄如下：
五代時，馮瀛王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通過這件事，我深深體會到“先入為主”的誤人。當然，我過分相信老師的話確是犯了“先入為主”的毛病，但也怪我的手太懶。如果不心存僥幸，當時取《類說》而檢之，則此典出處可以早知道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