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教中國文學史的。過去教這門課，並無分割段落之說，都是從上古神話傳說講起，講到清末為止。隻是舊學製開設中國文學史課時有限，幾乎沒有一位老師能從頭講到尾。朱自清先生講文學史是最能掌握時間的，也隻講到元代就不得不結束。1949年以後，中國文學史古代、近代部分一般都用兩學年講完，時間是比較充裕了，可是人力就顯得支絀，於是乃有分段教授的辦法。北京大學中文係對文學史的分段方式與一般大學略有不同，把宋代歸入元明清一段，而不與唐代合並。於是其布局為：先秦兩漢為一段落，魏晉南北朝至唐五代為一段落，各占一學期；宋元明清（包括近代）為最後段落，多則占一學年，少則隻用一學期；而一學期顯然在時間上是異常緊迫的。我從1954年到1991年，除教過文學通史外，主要是講授宋元明清至近代這一段的文學史。由於我從思想上和工作實踐中從未考慮過這門課應該分段講授，因此譽之者謂我為“通才”，毀之者說我是“雜家”。此外我還分別講授過中國小說史、中國戲曲史、中國詩歌史。即使講授古代散文選，我也以“緒論”名義講一遍簡單的中國散文史，使學生不僅知道點和麵，而且大致了解從古到今的“線”的發展脈絡。
我始終認為，一個大學中文係的本科畢業生，倘不懂一點文字、聲韻、訓詁方麵的知識，是無法進行教學工作的。因此我一直對這一類屬於語言專業的課程感興趣。但幾十年教學工作不允許我在這方麵進行專題研究，於是這方麵的知識學問便成為我的“業餘愛好”。
我是從1949年開始在大學中文係教書的。頭幾年專業方向未定，需要我幹什麼我就硬著頭皮去承擔。1952年院係調整後，我教了兩年公共基礎課——大一寫作。1954年把我分配到文學史教研室。從我的業務基礎看，以教先秦兩漢這一段為宜；從我個人的興趣出發，則我希望教晉唐一段。但最後服從工作需要，我被分配去教宋元明清這一段，主要是講宋詞和小說戲曲。但中間也還有些變化。如先秦兩漢需要編《文學史參考資料》，我就追隨遊澤承師前後工作了近三年（1955年至1958年）。又如1959年我被魏建功先生借調到古文獻教研室去教《古文選讀》，乃又去盡了一年義務。總的來說，我這一生在教學崗位上，以服從工作需要為主；至於治學，總是服從於工作需要的。
自1952年院係調整至1966年“文革”開始，在北大中文係文學史教研室內，擁有兩方麵最有實力的老專家。一是治《楚辭》的專家，遊國恩、林庚、浦江清諸先生，在這方麵都有專著，都稱得起“權威”；二是吳組緗先生的治古代小說，尤其是對《紅樓夢》，在國內外都是公認的專家。這是教研室中科研的“強項”。但對我本人來說，卻成為自己的“弱項”。因為我在《楚辭》和《紅樓夢》這兩個重點研究課題上，不但沒有發言權，而且根本用不著我來發言。所以當我講文學通史時，一講到這兩部分，我就隻能“述而不作”，最多對某些問題的結論投一張讚成或反對票而已。半個世紀以來，我沒有寫過一篇真正針對《楚辭》發表意見的文章。對於《紅樓夢》，直到60年代，我才陸續發表一點零零散散的瑣細意見。最後寫《鬧紅一舸錄》，已正式表態說今後不再為《紅樓夢》專門寫文章。因為要說的話隻有那麼多，再擠也擠不出貨色來了。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對《楚辭》和《紅樓夢》缺乏仔細深入的研究。
從上述我這一生的教學工作來看，可以總結為兩點。一是有優越性的一麵，即由於服從工作需要，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我才能拳打腳踢，從《詩經》可以一直講到“五四”運動。二是有局限性的一麵，即所在環境中如果有成就的老專家比較多，則自己隻有跟著老一輩專家的足跡走的份兒，很少有機會承擔獨當一麵的工作。一旦老一輩專家先我們而去，他們的專長由於自己過去沒有研究，當然無法接他們的班，從而在本單位內部就很容易出現空缺和漏洞。久而久之，自然出現了青黃不接現象。等真正麵臨那一天，再想補救也來不及了。
我個人還有另一點遺憾：當我有精力帶徒弟、當人梯時，卻沒有人來“光顧”；而現在未嚐沒有人想從我受業，而我已年衰力憊，什麼都顧不上了。
1998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