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 兩點遺憾(1 / 1)

我是教中國文學史的。過去教這門課,並無分割段落之說,都是從上古神話傳說講起,講到清末為止。隻是舊學製開設中國文學史課時有限,幾乎沒有一位老師能從頭講到尾。朱自清先生講文學史是最能掌握時間的,也隻講到元代就不得不結束。1949年以後,中國文學史古代、近代部分一般都用兩學年講完,時間是比較充裕了,可是人力就顯得支絀,於是乃有分段教授的辦法。北京大學中文係對文學史的分段方式與一般大學略有不同,把宋代歸入元明清一段,而不與唐代合並。於是其布局為:先秦兩漢為一段落,魏晉南北朝至唐五代為一段落,各占一學期;宋元明清(包括近代)為最後段落,多則占一學年,少則隻用一學期;而一學期顯然在時間上是異常緊迫的。我從1954年到1991年,除教過文學通史外,主要是講授宋元明清至近代這一段的文學史。由於我從思想上和工作實踐中從未考慮過這門課應該分段講授,因此譽之者謂我為“通才”,毀之者說我是“雜家”。此外我還分別講授過中國小說史、中國戲曲史、中國詩歌史。即使講授古代散文選,我也以“緒論”名義講一遍簡單的中國散文史,使學生不僅知道點和麵,而且大致了解從古到今的“線”的發展脈絡。

我始終認為,一個大學中文係的本科畢業生,倘不懂一點文字、聲韻、訓詁方麵的知識,是無法進行教學工作的。因此我一直對這一類屬於語言專業的課程感興趣。但幾十年教學工作不允許我在這方麵進行專題研究,於是這方麵的知識學問便成為我的“業餘愛好”。

我是從1949年開始在大學中文係教書的。頭幾年專業方向未定,需要我幹什麼我就硬著頭皮去承擔。1952年院係調整後,我教了兩年公共基礎課——大一寫作。1954年把我分配到文學史教研室。從我的業務基礎看,以教先秦兩漢這一段為宜;從我個人的興趣出發,則我希望教晉唐一段。但最後服從工作需要,我被分配去教宋元明清這一段,主要是講宋詞和小說戲曲。但中間也還有些變化。如先秦兩漢需要編《文學史參考資料》,我就追隨遊澤承師前後工作了近三年(1955年至1958年)。又如1959年我被魏建功先生借調到古文獻教研室去教《古文選讀》,乃又去盡了一年義務。總的來說,我這一生在教學崗位上,以服從工作需要為主;至於治學,總是服從於工作需要的。

自1952年院係調整至1966年“文革”開始,在北大中文係文學史教研室內,擁有兩方麵最有實力的老專家。一是治《楚辭》的專家,遊國恩、林庚、浦江清諸先生,在這方麵都有專著,都稱得起“權威”;二是吳組緗先生的治古代小說,尤其是對《紅樓夢》,在國內外都是公認的專家。這是教研室中科研的“強項”。但對我本人來說,卻成為自己的“弱項”。因為我在《楚辭》和《紅樓夢》這兩個重點研究課題上,不但沒有發言權,而且根本用不著我來發言。所以當我講文學通史時,一講到這兩部分,我就隻能“述而不作”,最多對某些問題的結論投一張讚成或反對票而已。半個世紀以來,我沒有寫過一篇真正針對《楚辭》發表意見的文章。對於《紅樓夢》,直到60年代,我才陸續發表一點零零散散的瑣細意見。最後寫《鬧紅一舸錄》,已正式表態說今後不再為《紅樓夢》專門寫文章。因為要說的話隻有那麼多,再擠也擠不出貨色來了。我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對《楚辭》和《紅樓夢》缺乏仔細深入的研究。

從上述我這一生的教學工作來看,可以總結為兩點。一是有優越性的一麵,即由於服從工作需要,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我才能拳打腳踢,從《詩經》可以一直講到“五四”運動。二是有局限性的一麵,即所在環境中如果有成就的老專家比較多,則自己隻有跟著老一輩專家的足跡走的份兒,很少有機會承擔獨當一麵的工作。一旦老一輩專家先我們而去,他們的專長由於自己過去沒有研究,當然無法接他們的班,從而在本單位內部就很容易出現空缺和漏洞。久而久之,自然出現了青黃不接現象。等真正麵臨那一天,再想補救也來不及了。

我個人還有另一點遺憾:當我有精力帶徒弟、當人梯時,卻沒有人來“光顧”;而現在未嚐沒有人想從我受業,而我已年衰力憊,什麼都顧不上了。

1998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