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餘年前拙著《古典詩文述略》初版、再版，全書無一錯字，責編同誌為此受到表揚。如今“好漢不提當年勇”，年歲不饒人，精力日衰，即使自己親看校樣，等到拙著出版，一本三四十萬字的書仍不免有10多處訛誤，邊看邊感遺憾。但有的出版社責編同誌還是負責的，在一書付印前總要往返數次向我征詢核對，以期把錯誤減少到最低限度。我對這樣的責編同誌一直懷有崇高敬意。
記得“無錯不成書”是在《圍城》重版時錢書先生對來訪者說的一句名言。錢老此語雖對出版物提出批評，實際上也是對目前出版界人士文化素養江河日下發出的慨歎，其用意還是與人為善的。令人遺憾的是當前的出版物（不僅是書籍，而且包括報紙雜誌）不但對於校勘方麵（即文字、標點方麵技術性的錯誤）的訛字誤植不見改善而有好轉，而且發展到連書中的內容也令人有不堪卒讀的地方了。這就不僅屬於校對方麵的問題，而是責任編輯或作品的撰寫人有無職業道德與責任感的問題了。
仍舉我本人為例。有一本散文選集收了我一篇10餘年前的舊作，文前例附作者小傳。我因讀了近八年的大學，直到1949年才走出校門到另一座大學去任教。1951年承原燕京大學校長陸誌韋先生和國文係主任（燕大稱中文係為國文係）高名凱先生不棄，把我調到燕大國文係當助教。1952年三校合並，原燕大並入北大，從此不再用燕京大學名義招收新生，故燕大校友最末一班學生都是1951年入學的。可是這本書中所附我的簡曆太抬舉我，說我“曆任燕京大學中文係教授”雲雲，我看了連自己都感到臉紅。萬一讀者認為這份小傳資料是由我本人提供的，豈不把我看成“吹牛大王”，厚顏無恥之輩？就在這一小傳內，把拙著《台下人語》誤植為《召下人語》，連我自己都看不懂了。
就在這本書和與這本書成龍配套的另一本書中，好幾個地方把某一文章的作者的生年印成1995年。書是1997年或1998年才印好的，這位作者難道兩三歲就寫文章、出集子了麼？
圖書如此，報刊亦有類似情況。某報有一篇文章寫了一句“多多益善”，卻把“益”誤植為“亦”字。不知是作者筆誤還是電腦排版出了問題。同樣，一篇拙文曾提到“雷峰塔”，結果竟被印成了“雷鋒塔”。林語堂把《浮生六記》譯成英文，我上中學時曾整本讀過，是作為學英文的輔助教材的。林譯明明把沈複原作中的“西人”譯為“山西人”，而有一篇談林語堂軼事的語錄體文章卻硬說林把“西人”譯成“洋人”。不知是以訛傳訛，還是撰稿人誤記？我懷疑撰稿人根本未讀原書。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有些書報上刊登的文章，連標題都使人莫名其妙，如“枉走五裏路，擒住三個賊”。既把賊擒住，則走路並非冤枉。上下文究竟如何連接？難怪讀者看報也要暈頭轉向了。
往時讀書報是一種享受，現在卻變成了思想負擔。如果出版社每出一書皆附一紙勘誤表，我看也是跨世紀的一種新潮呢！
199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