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號《讀書》上發表了拙文《重讀〈許政揚文存〉》，1997年第一期《黃河》上刊出了寧宗一君回憶政揚的長篇文章，都是為紀念亡友許政揚先生而作的。寧君的文章對政揚41歲短短的一生作了詳盡的敘述，有些情況確為我們這些未與政揚在一起共事的好友所無法想象得出的。政揚從1958年受到批判，到1966年“文革”變起，被迫害自沉於南開大學附近的小溪，他已整整病了八年。我事後曾想，即令政揚不被迫自沉，他那衰憊虛弱的身體能否熬得過十年浩劫這樣漫長的歲月，也還是一個問號。政揚已矣，但妄加於政揚身上的誣罔不實之詞，卻值得我們這些後死者深深反思，並進行一些研究和分析，或許對“文化”和“知識”的看法不無好處。
政揚生前被批判的一個重大罪名即所謂“知識私有”，這一點在我和寧君的文中都曾提及。仔細想想，這個罪名實在無法成立。所謂“知識”，無非指一個人讀了多少書，作過多少科學實驗，在生活實踐或科學實踐中積累了若幹經驗以及由經驗而產生的若幹文字資料。這些東西，最初隻能儲存在每一個人的頭腦裏，隻能“私有”。如果這個人把所知的這些知識和經驗隻擺在心裏而不公之於世，那麼即使積累得再多、儲存得再豐富也毫無用處。他必須把它們寫成文字或化作“生產力”，才有裨益於社會公眾。但把它們變成文章或付諸實踐卻大非易事，要經過不斷的、長期的思辨和反複的實驗才有可能成為完美的“成品”或不夠完美的“半成品”。這種思辨能力或實驗過程是不可能由旁人越俎代庖的，隻能由那位“知識私有”者親自運作，最後產生效益，把“私有”的東西公之於眾，才能成為“公有”的財富。我們每個知識分子做學問或進行科學實驗，大抵都經過這一曆程，這實在不算什麼新鮮事物。
當然，每個人治學問的方法各不相同。如政揚，他是習慣寫卡片的。他積有幾千乃至上萬張卡片，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批判政揚“知識私有”的人，不去考慮政揚用了多少年的苦功，讀了多少卷書，思考了多少問題；而隻想不勞而獲地把那些卡片上的內容據為己有，或讓政揚無償地貢獻出來供那些從不讀書、從不思考問題的人唾手而得，任意使用。如果不拿出來公開供人使用，就是“知識私有”，就是走“白專道路”。現在仔細分析一下，那些妒忌政揚，看到政揚有學問、有那麼多卡片的人，他們不想自己如何用功努力追上政揚，卻隻想讓政揚無私奉獻，然後由他或他們來坐享其成，這才是真正的剝削思想、資產階級思想或封建地主階級思想。說句不客氣的話，即使政揚把他的卡片一張不剩地無私奉獻出來，那些害“紅眼病”者是否能把卡片上的內容有效地運作，使之變為“成品”，我看都大成問題。麵臨這種嚴峻時刻，唯一讓那些“氣人有、笑人無”的家夥可以“出氣”的辦法，就是把成千上萬張卡片都毀掉，來它個“損人不利己”，我沒有的你也留不住，彼此赤手空拳，誰也甭想占得便宜。政揚的卡片和資料，包括我本人20年的講稿，都是這樣給弄得“煙消雲散”，一無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