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假批判“知識私有”為名，實際上乃進行公開掠奪或公然毀滅，這隻能使文化倒退和學術成果遭到滅頂之災。連“知識私有”者的血肉之軀都不存在了，當然“知識”本身也無從保留。而那些“氣人有，笑人無”的人對此並未感到滿足，於是他們又施展另一卑劣手段：如對於政揚，則進行誹謗誣蔑，說政揚研究散套《高祖還鄉》的成果乃是剽竊其導師孫楷第先生的資料。深知政揚為人者自不會相信；可是群犬吠聲，眾口鑠金，在“運動”中，在所謂“革命”的大潮流中，人們正需要這樣的“勇敢分子”出頭露麵來造謠中傷。政揚之自沉，其原因實種於此。而發為此說者不但沒有誹謗罪，沒有誣陷罪，沒有造謠惑眾罪，甚至還被看成是立了“功”的響當當造反派或革命群眾。在那人妖顛倒的歲月裏，受到這樣無妄之災的又豈止政揚一人。而那些隨心所欲給別人栽贓的人（他們同樣也算知識分子或高級知識分子）卻至今“言之者無罪”。從這裏我又聯想到北京大學身罹冤假錯案之害的章川島先生。如果沒有人誣陷他是什麼“國民黨區分部”的頭頭，川島先生也許不會身心飽受摧殘，終於過早地離開人世。而那用不實之詞以邀功請賞的人卻至今還被視為“當代聖哲”。難怪當鄧小平同誌病逝消息傳到一位杜門不出的老知識分子耳中，他傷感地表示對小平同誌的悼念：“沒有小平同誌，這10多年來不知又批倒批臭了多少人，又有多少知識分子挨整！”
以剽竊成果罪加諸挨整的知識分子頭上的日子總算過去，眼下的不正之風卻反映在另一種不法行為（當然也是不道德的行為）上麵，那即是對別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公開剽竊。有人竟在圖書館中東拚西湊地、整篇整段地把他人著作“寫”進自己書中，還沾沾自喜地向人炫鬻：“不用一星期的時間我已完成了10多萬字的書稿。”然而正是這樣的“著作”，就有出版社給它出版，就有人寫文章為它“炒賣”，就能使公開剽竊者由不學無術之輩搖身一變而成為知名學者，就可憑空賺來稿費。這也許就是把“私有”的知識變成“公有”的最佳途徑吧。
199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