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六歲那年我就開始當郵遞員了。
那會兒我們那裏其實還沒有郵遞員這麼正式的詞，大人們說起郵遞員隻稱是送信的，我們上學的讀了點兒書，想文縐縐一下，便稱呼其為郵差。
我六歲那年，我大姐十六歲，正讀初三，還差三個月就要中考了，有一天她突然黯然地抱著一堆書回家，退學了。是我爸做的決定，他讓我大姐跟著姑姑去石家莊，說是進工廠先當臨時工，熬個一兩年，然後就能轉成正式的。以後如果嫁在那裏，就變成城裏人了。
看得出來大姐不想去，因為大姐在我爸一臉欣喜地跟姑姑商量這事兒的時候，一直嘟著嘴。大姐一不高興就嘟著嘴，哪回考試她拿不了第一，或者哪個學期少領回一張獎狀，她都得嘟好幾天嘴。
對於大姐去石家莊這事兒，我當然站在大姐這邊。在我看來，她再堅持三個月，隻要念完初三考上師範，以後畢業了回來當老師，照樣也是公家人。而且，我們村叫鞏溝莊，那個遙遠而陌生的地方叫石家莊，都是莊字輩的，還能有多大的區別？估計，不過就是送信的和郵遞員這樣叫法的不同吧。
但是我決定不了一切，就像我今天挨了一頓揍，卻也不敢保證明天就不會再挨一頓揍那樣，即使我十萬個不樂意大姐去石家莊，也隻能看著大姐每天不情願地跟著姑姑學踩縫紉機，為進工廠準備。除了踩縫紉機，大姐還得學說普通話，學著打扮自己，讓自己的漂亮裏少帶一點兒土氣。
大姐親口答應我，即使她去了石家莊，也不會把她那兩條辮子剪了。這是我最擔心的事，解決了，我便心甘情願地開始了我的郵差生涯，給大姐收信寄信。
老早就有一個初三的男生老悄悄從後門跑到我們班來，塞封信給我就走。信封是他自己做的，上麵隻有我大姐的名字，和一個括號：（親啟）。男生的字很漂亮，非常非常漂亮。
對於信的內容我當然有太多的好奇和向往，因為大姐每次看信，不是偷偷笑，就是空踩著縫紉機發呆。
大姐跟著姑姑走的那天，紮著一個時髦的小辮兒，穿著一身自己新做的衣服，哭得不成樣子。姑姑和我爸媽都以為她是舍不得離開家，隻有我知道不是，是因為我最新帶回來的一封信。大姐從這封信開始，授權我以後可以拆信，如果沒什麼事兒，就把信攢著，如果有情況，要盡快把信轉寄給她。
那個初三的男生最新的那封信裏說，他沒考上師範，要出去流浪了。
我接下了郵差這個任務，從此也就多了一項負擔——掙郵票錢。夏天我半夜起來逮嫩知了，賣給街上的飯館，兩個一毛錢。秋天割青草，曬幹了兩毛錢一斤賣給四蛋他爸的養兔廠。冬天帶著我家狗狗賽獅去捉野兔，一隻能賣三塊八毛錢。春天沒的賣，青黃不接。
那男生的信來得挺勤，一忽兒廣州，一忽兒深圳，一年裏有四五個陌生地址，而且地名全是地圖上有大黑點的地方。連我們班的語文老師都羨慕我，“你哪來的那麼多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