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必須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因為如果我們不能確定戰爭隻有其原始概念所說的那種形式，還是可能有別的形式，那麼我們就不能對戰爭計劃提出合理的意見。
如果我們認為戰爭隻能是按其原始概念所說的那樣，那麼我們的理論在各個方麵都會顯得更具有必然性，更加清晰而肯定。但是我們又如何解釋自亞曆山大以及羅馬人的一些戰爭直到拿破侖時期的一切戰爭呢？我們就得否定這些戰爭。但是如果我們不想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的話，也許就不能這麼做。糟糕的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以後的十年中可能還會有同這一理論不相符的戰爭出現。這些理論具有很強的邏輯性，但是在具體情況的威力麵前卻不堪一擊。因此人們必須明白，戰爭的形式不隻是純粹由其概念所決定的，也是由戰爭中所包含的，及其所夾雜的所有因素決定的。這些因素包括戰爭中各部分的一切自然惰性和阻力，以及作戰人員行動不徹底，認識事物不清楚和沮喪怯懦。我們必須要有這種觀點，即戰爭及其形式是從當時起主導作用的想法、感覺和具體情況中產生的。如果我們實事求是，那麼就得承認，甚至絕對戰爭即拿破侖所指揮的戰爭也是如此。
如果讚同這種看法，並且承認戰爭及其形態不是從戰爭所涉及的所有情況的總和中產生的，而是從當時起主導作用的情況中產生的，那麼從中就能推斷出，戰爭是以可能性和概然性、幸運和不幸為基礎的，嚴格的邏輯推理在這裏常常是不存在的，是一種無用的、甚至累贅的東西。人們還可以從中推斷出，戰爭可能會成為一種似像非像戰爭的東西。
理論必須承認這一切，然而理論的職責在於把戰爭的絕對形態放在首位，並且把它看做是一個普遍的基準點，這樣就可以使那些希望從理論中學到東西的人永遠不會忘記這些理論，並且把它作為一種判斷自己所有希望和憂慮的基本尺度，以便他們在可能和必要的情況下，盡可能地使戰爭達到絕對形態。
這一主要觀點是我們思想和行動的基礎，即使造成我們思想和行動的最直接原因來自完全不同的範疇，這一主要概念也會表現出一定的基調和特點，就像是一個畫家通過上底色，就能給一幅畫定下這樣或那樣的基調。
現在，理論能做到這一點，應該歸功於最近的幾次戰爭。這些具有警示作用的例子說明擺脫了束縛的因素具有多大的破壞力。如果沒有這些例子，空喊理論是沒有用的，沒有人會相信目前大家所經曆的事情是可能發生的。
如果普魯士在1798年預先知道它在遭到失敗後會遇到如此強大的反擊，以至於歐洲原有的力量均衡被打破，那麼它還會冒險用7萬軍隊進攻法國嗎？
如果普魯士在1806年想到，戰爭中的第一槍會成為點燃地雷導火索的火星，然後這顆地雷把它自己炸到了半空中，那麼它還會用10萬軍隊發動對法國的戰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