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目的對戰爭目標的影響
人們永遠不會看到，一個國家對待另一個國家的事情像對待本國的事情那樣認真。當其他國家有事時，它隻會派出一支兵力不強的援軍；如果這支援軍失利了，它也就認為盡到了義務，於是就盡可能地尋求脫身之計。
在歐洲政治中有一種慣例，即加入攻守同盟的國家承擔相互支援的義務。但是，一個國家並不因此考慮戰爭的對象是誰，敵人投入多少力量，它們隻是彼此預先約定派出一定的、通常是兵力有限的軍隊。在履行這種同盟義務時，同盟國並不認為自己同敵人已經處於真正的戰爭中，並不認為這種戰爭必然以宣戰開始和以締結和約而告終。而且，就是同盟的概念也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十分明確的，在實際運用中也不是固定不變的。
假如同盟國能把約定提供的1萬、2萬或3萬援軍完全交給正在作戰的國家，讓它根據自己的需要來使用，就像把這支援軍看做是雇傭來的軍隊，那麼事情就有了某種內在的聯係，戰爭理論在這方麵也就不至於幾乎無法發揮作用了。然而，實際上事情遠非如此。援軍通常都有自己的統帥，統帥隻按照本國宮廷的意誌行事，而本國宮廷給他下達的目標，總是同本國宮廷意圖的不徹底性息息相關。
甚至當兩個國家一起同第三個國家真正進行戰爭時，也並不總是意味著兩個國家都必然會把第三個國家看做是必須要消滅的敵人，否則敵人就要消滅他們。它們常常會像做生意那樣地行事。每個國家都根據它可能冒的風險和可能得到的利益投入三四萬兵力作為股金，這麼做就好像是在這次交易中除了這點股金外不能再承擔任何的損失。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一個國家為了一些和它沒有什麼重大關係的事情去援助另一個國家時，甚至當兩個國家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時，援助也不是毫無保留的。而且同盟國通常也隻提供條約規定的少量援助，而把其餘的軍事力量保留起來，以便將來根據政治上的特殊考慮加以使用。
這種對同盟戰爭的態度是十分普遍的，隻是到了現代，當極端的危險驅使某些國家，如反抗拿破侖的國家，走上符合法則的道路時，它們才不得不采取這樣的態度。過去那種態度帶有不徹底性，是異常現象，因為戰爭與和平在根本上是兩個不能劃分階段的概念。但是盡管如此，這種態度並不是缺乏理性的、純粹的外交習慣，而是源於人類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弱點。
最後，在一個國家單獨對其他國家進行的戰爭中，戰爭的政治原因對戰局的進行也有強烈的影響。
如果目標隻是要消滅敵人的少量軍隊，就會滿足於通過戰爭取得一個不大的等價物；而且不用付出很大的努力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敵人差不多也會這麼想。一旦這一方或那一方發現自己的估計有些錯誤，發現自己不像原來希望的那樣比敵人強，甚至比敵人弱，這時他通常就會感到缺乏軍費，或其他方麵有問題，他會覺得在精神上缺乏足以激起更大幹勁的動力。所以，他隻好盡量地應付，希望未來發生對他有利的事件，雖然他的這種希望是毫無根據的。在這種情況下，戰爭就會像病入膏肓那樣勉強地拖延生命。
這樣一來，戰爭中的相互作用、每一方都想勝過對方的競爭、暴力性和無節製性，都消失在脆弱的動機所引起的停頓狀態中，雙方都會安全地在已大大縮小的作戰區域內進行活動。
如果我們承認（而且必須承認）政治目的對戰爭具有這樣的影響，那麼，這種影響就不再有什麼界限了，而且我們甚至不能不承認還存在著其目的僅僅在於威脅敵人以支持談判的戰爭。
如果戰爭理論要成為而且一直成為哲學的探討內容，那麼，它很顯然就會陷入尷尬的境地。在這裏找不到包含於戰爭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東西，這樣它就會麵臨危險，失去它所以能夠成立的一切根據。然而，柳暗花明又一村。軍事行動中的緩和因素越多，或者更確切地說，行動的動機越弱，行動就越消極被動，行動也就越少，就越不需要指導原則。這樣，整個軍事藝術就演變成純粹的小心謹慎，它的主要任務就使搖擺不定的均勢不至於突然發生對自己不利的變化，使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戰爭不至於演變成真正的戰爭。
二 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工具
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是在戰爭的性質與個人和社會團體的利益相對立的情況下進行探討問題的。有時從這一方麵，有時從另一方麵進行探討，以免忽視這兩個對立因素的任何一個。這種對立的根源存在於人的本身，因此，通過哲學的思考是不能解決的。現在，我們企圖尋找這些矛盾因素在實際生活中由於部分地相互抵消而結成的統一性。如果不是有必要明確地指出這些矛盾和分別考察各個不同的因素，我們本來在一開始就可以討論這種統一性。統一性是這樣一個概念：戰爭隻不過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決不是什麼獨立的東西。
人們常常認為，戰爭隻是由各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政治交往引起的。但是，人們通常又做這樣的想象：戰爭一爆發，政治交往即告中斷，出現一種隻受本身規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狀態。
與此相反，我們認為戰爭不過是政治交往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我們所以說是另一種手段，就是為了要同時指出，這種政治交往並不因戰爭而中斷，也不因戰爭而變成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無論它使用什麼樣的手段，政治交往實質上總是繼續存在的。而且，戰爭事件所遵循的並受其約束的主要路線，隻能是貫穿於整個戰爭中直到議和為止的政治交往過程。難道還可以有其他的可能性嗎？難道隨著外交文書的中斷，各國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政治關係也就中斷了嗎？戰爭不正是表達它們思想的另一種文字和語言嗎？當然，戰爭有它自己的語法，但是它並沒有自己的邏輯。
由此看來，戰爭決不會離開政治交往。如果離開政治交往來考察戰爭，那麼，聯係各種情況的所有線索就會被割斷，而且會推論出毫無意義的和毫無目的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