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完全是事物的性質所決定的。如果對政治關係沒有透徹的了解，就不可能製定出戰爭所需要的主要計劃。當人們在談論政治對作戰的有害影響時，他們所說的實際上完全不是他們想要表達的意思，他們指責的其實並不應該是政治對作戰的影響，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確的，也就是說，政治同它的目標是一致的，那麼，政治在其本身的意義上就隻能對戰爭發生有利的影響。當這種影響同目標不一致時，其原因隻能在政治的錯誤中尋找。
隻有當政治錯誤地想從某些戰爭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們的性質不相符合的效果時，政治才會通過它的決定對戰爭發生有害的影響。正像一個人使用不十分熟練的語言，在表達正確的思想時會詞不達意一樣，政治也常常會做出不符合自己本來意圖的決定。這種情況經常不斷地發生，於是人們就感覺到，在進行政治交往時必須對軍事情況有一定的了解。
然而，我們在繼續論述之前，必須防止一種很容易產生的錯誤理解。我們決不認為，當君主本人不兼任首相時，一個埋頭於公文的國防大臣，或者一個學識淵博的軍事工程師，甚至一個能征善戰的士兵就因此可以成為傑出的首相。換句話說，我們決不認為，熟悉軍事情況應該是首相的主要素質。至於了解軍事知識，那是可以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很好地予以彌補的。法國的軍事活動和政治活動從來沒有比貝利耳兄弟和舒瓦瑟耳公爵當權時更糟的了，盡管這三個人都是優秀的軍人。
如果一次戰爭完全同政治意圖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戰爭手段相適應，隻是缺乏一個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人的統帥，那麼就隻有一個好辦法，那就是讓最高統帥成為內閣的成員，以便內閣能參與統帥的主要活動。但是，隻有當內閣即政府設置在戰場附近，從而在決定各種事情不會浪費很多的時間時，這才是可能的。
1809年奧地利皇帝就是這麼做的，1813、1814和1815年反法聯盟各國的君主也是這麼做的。而且這種做法被證明是完全行之有效的。
在內閣中，除了最高統帥的影響外，任何其他軍人的影響都是極端危險的，這種影響很少能夠導致理智和聰明的行動。法國的卡諾在1793、1794和1795年在巴黎指揮作戰的例子在這裏是用不上的，因為隻有革命政府才執行恐怖政策。
現在我們想以回顧曆史來結束本章。
上一世紀90年代，在歐洲的軍事藝術中出現了一種驚人的變革。這種變革的出現，使那些優秀軍隊的技巧部分地喪失了作用；同時，人們在戰爭中取得了一些過去難以想象的、規模巨大的戰果，於是，人們自然就認為一切錯誤的估算似乎都應該歸咎於軍事藝術。十分明顯，軍事藝術過去一直習慣於被局限在概念規定的狹窄範圍裏，盡管今天人們所理解的軍事藝術超出了以往的範圍，但依然符合事物的性質。
那些觀察事物比較全麵的人，把這種現象歸咎於幾個世紀以來政治對軍事藝術所產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響，這種影響使軍事藝術變為一種不徹底的東西，常常成為花拳繡腿。事實的確如此。但是如果人們把這種情況看做是偶然發生的和可以避免的，那就大錯特錯了。
另一些人認為，這一切都可以從奧地利、普魯士、英國等各個不同國家的政治所產生的暫時影響中得到解釋。
然而，人的思維受到衝擊的原因果真是在軍事範圍內而不在政治本身嗎？換言之，這種不幸究竟是產生於政治對戰爭的影響呢，還是產生於政治本身的錯誤呢？
很明顯，法國革命對外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不能說是因為采用了作戰的新手段和新觀點，更多的在於徹底改變了的國策，在於政府的特點和人民的狀況。至於其他各國政府未能正確地認識到這一切，希望用老式的作戰手段同那些新的和壓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所有這些都是政治的錯誤。
那麼，人們以純軍事的觀點來看待戰爭是否能認識和糾正上述錯誤呢？不可能。即使真的有一位有哲學頭腦的戰略家，他可以僅僅根據敵對因素的性質就推導出一切結果，並根據這些結果對未來的可能性做出預言，那麼他的這種推測是根本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隻有當政治能正確地估計法國的覺醒力量和歐洲政治中新產生的關係時，政治才能預見到戰爭的大輪廓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是怎樣的。隻有這樣，它才能確定必須使用的戰爭手段和規模以及對最佳途徑的選擇。
因此，法國革命在20年間所取得的勝利，主要是與之對立的各國政府的政治錯誤所造成的。
當然，這些錯誤隻是在戰爭期間才暴露出來，隻是在戰爭中才出現了同政治所抱的期望完全相違背的現象。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並不是因為政治沒有向軍事藝術請教，而是因為政治家當時所相信的軍事藝術，是他那個世界的軍事藝術，是從屬於當時政治的軍事藝術，是政治一直作為非常熟悉的工具來使用的軍事藝術。這樣的軍事藝術，自然同政治有著同樣的錯誤，因此它不能糾正政治的錯誤。戰爭確實在本質上和形式上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已經使戰爭更接近其絕對形態，但是，這些變化並不是因為法國政府已擺脫了政治的束縛而產生的，而是因為法國革命在法國和全歐洲引起了政治上的改變而產生的。改變了的政治提供了和以往不同的作戰手段和作戰力量，因而使戰爭具有了在其他情況下難以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連軍事藝術的實際變革也是政治改變的結果，這些變革不但不能證明兩者是可以分離的，反而有力地證明了兩者是緊密結合的。
我們再重複一遍：戰爭是政治的一種工具；戰爭不可避免地會具有政治的特性，戰爭必須要用政治的尺度來加以衡量。因此，戰爭就其主要方麵來說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這裏以劍代替了筆，但並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規律進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