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詳細地論述了戰爭可能具有的幾種不同目標之後，現在就來研究同這些目標相對應的三種不同的戰爭整體部署。根據我們以前對這個問題所做的全部論述，有兩個主要原則貫穿在整個戰爭計劃之中，這兩個原則還為其他所有事物確定了行動的方向。
第一個主要原則是：把敵人的力量歸結為盡可能少的幾個重心，如果可能的話，就歸結為一個重心；再把對這些重心的打擊歸結為盡可能少的主要幾次行動，如果可能，就歸結為一次主要行動；最後，把所有的次要行動盡可能地保留在從屬地位上。總之，第一個主要原則就是盡可能地集中行動。
第二個主要原則是盡可能迅速地行動，如果沒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頓，不要走彎路。
能否把敵人的力量歸結為一個重心，取決於下列條件：
第一，取決於敵人軍隊的政治聯係。
如果敵人是一個國家君主的軍隊，那麼把他歸結為一個重心通常是沒有困難的。如果敵人是同盟國家的軍隊，其中一國的軍隊隻是履行同盟的義務，並不是為了本身的利益而作戰，那麼把它們歸結為一個重心也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如果敵人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國的軍隊，那麼一切就取決於它們的友好程度。關於這些我們在前麵已經講過了。
第二，取決於敵人各支軍隊所在戰區的位置。
如果敵人的軍隊在一個戰區內集中成一支軍隊，那麼它們實際上是一個整體，其他問題免談。如果敵人的軍隊是在一個戰區內的屬於不同國家的軍隊，那麼它們的統一就不是絕對的，並且各支軍隊之間有著密切的聯係，對一支軍隊的決定性打擊必然影響其他軍隊。如果各支軍隊布防在相鄰的幾個戰區內，這些戰區之間沒有把戰區完全隔開的巨大天然屏障，那麼一個戰區就會對其他戰區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各個戰區相隔很遠，中間還隔有中立地區或大山脈等等，那麼一個戰區就未必對另一個戰區構成影響，或者說發生影響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如果各個戰區位於被攻擊的國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至於在這些戰區上的行動都是在離心方向上進行的，這時各個戰區之間的相互影響差不多就都消失了。
假如普魯士同時遭到俄國和法國的進攻，那麼從作戰角度來看，這等於是兩個不同的戰爭，它們之間的統一性隻有在議和談判時才會表現出來。
與此相反，七年戰爭中的薩克森軍隊和奧地利軍隊卻被看做是一支軍隊，它們中間的一支軍隊遭到打擊，另一支軍隊必然會同時受到影響。這一方麵是因為這兩個戰區對腓特烈大帝來說，是在同一個方向上的，另一方麵是因為薩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沒有獨立性。
1813年拿破侖雖然要同那麼多的敵人作戰，可是對他來說所有這些敵人幾乎都在同一個方向上，而且敵人軍隊的戰區之間聯係密切，能夠強烈地相互影響。如果拿破侖能夠集中自己的兵力在任何一個地點擊敗敵軍主力，那麼，他就同時決定了其他各部分敵軍的命運。假如他打敗了在波西米亞的敵軍主力，經過布拉格直逼維也納，那麼，布呂歇爾無論如何也不能繼續留在薩克森了，因為人們會讓他去援救波西米亞，而瑞典王儲無論如何也不會留在馬克了。
與此相反，如果奧地利在萊茵地區和在意大利同時對法國作戰，那麼，用這個戰區進攻所取得的勝利來決定另一個戰區的命運，對奧地利來說是很困難的。這一方麵是因為瑞士和它的山地把兩個戰區完全隔開了，另一方麵是因為通往這兩個戰區的道路是相背的。然而，法國在一個戰區的決定性勝利卻能同時決定另一個戰區的命運，這是因為它在兩個戰區裏的軍隊的進攻方向都是指向奧地利王朝的重心維也納。而且我們可以說，通過意大利戰區的勝利同時決定萊茵戰區的命運，比通過萊茵戰區的勝利同時決定意大利戰區的命運要容易一些，因為從意大利出發進行的進攻更多的是指向奧地利的中心，而從萊茵地區出發進行的進攻更多的是指向奧地利的側麵。
由此可見，敵人兵力的分離和聯係在程度上是不同的，隻有在具體情況下才可以看清這一戰區的事件對另一戰區有多大的影響，然後據此確定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把敵人力量的各個重心歸結為一個重心。
把一切力量都指向敵人力量的重心，這一原則隻有在一個場合是例外的，即次要行動可以帶來不尋常利益的場合。在這裏還有一個前提，即我方有決定性的優勢，在進行次要行動時不能讓主要地點冒太大的風險。
當1814年標洛將軍向荷蘭進軍時，人們事先就能看出，他的3萬軍隊不僅能夠牽製同樣多的法軍，而且會給荷蘭人和英國人提供機會，使他們那些本來完全不能發揮作用的軍隊參與作戰。
在製定戰爭計劃時應該遵循的第一個原則是，找出敵人力量的各個重心，並且盡可能把這些重心歸結為一個重心。第二個原則是，把用來進攻這一重心的兵力集中使用在一次主要行動上。
在這個問題上，有人也許會找出一些與我們上述觀點相反的理由，作為分散兵力前進的依據，這些理由是：
（1）軍隊原來的布防位置，也就是參加進攻的國家的地理位置不適合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時要走彎路和浪費時間，而分散兵力前進並沒有太大的危險，那麼，分兵前進就是正確的。因為進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會浪費許多時間，因而會削弱第一次進攻的銳氣和速度，這是違反我們提出的第二個原則的。在所有能夠出其不意襲擊敵人的場合，這一點特別值得注意。
更重要的是下麵的情況：同時參與進攻的盟國不是位於一條直線上，它們不是前後重疊，而是分散地麵對著被攻擊的國家。普魯士和奧地利對法國作戰時，如果兩國的軍隊想集中從一個地點發起進攻，那就是浪費時間和力量的非常不合理的做法。因為要進攻法國的心髒，普魯士人的前進方向自然是從下萊茵地區出發，奧地利人的前進方向自然是從上萊茵地區出發，在這種情況下，要集中兵力就肯定會遭到損失。所以在具體情況下就要考慮，用這樣的損失來完成兵力集中是否是必要的。
（2）分散兵力前進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這裏所說的分散兵力前進是同時向一個重心的分散兵力前進，因此這是以向心的前進為前提的。至於在平行線上或離心線上的分兵前進則屬於次要行動，這樣的行動我們已經講過了。
無論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每一次向心進攻都是容易取得較大成果的，因為如果向心進攻成功了，其結果就不是簡單地打敗敵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切斷敵人軍隊。因此，向心進攻常常能取得更大的效果，但是這是用分割的兵力在較大的戰區內作戰，因而也是更冒險的。向心形式同離心形式的關係就像進攻同防禦的關係一樣，較弱的形式能帶來更大的成果。
問題的關鍵是，進攻者的力量是否已足夠強大，從而能夠去追求這個巨大的目標。
腓特烈大帝1757年進攻波西米亞時，是從薩克森和西裏西亞分散兵力前進的。他這麼做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他的軍隊在冬季就是這樣布防的，如果要先把軍隊集中在一個地點上再發起進攻，就收不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第二，這種向心進攻能夠從側麵和背後威脅奧地利軍隊兩個戰區中的任何一個。腓特烈大帝這麼做的危險是：他的兩支軍隊中的一支可能被兵力占優勢的敵軍擊潰。奧地利人隻要沒有用優勢兵力擊潰這兩個兵團中的一個，那麼他們或者隻能在中央進行會戰，或者是他們就有軍隊的這一側或那一側被切斷退路的危險，從而遭到慘敗。這正是腓特烈大帝在這次進攻中希望取得的最大戰果。結果奧地利人選擇了在中央進行會戰，但是他們軍隊所在的布拉格卻處在被包圍和攻擊的威脅下。奧地利人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因此這次包圍進攻有足夠的時間把它的效果發揮到極限。奧地利人會戰失敗了，這是一次真正的慘敗，因為2/3的軍隊連同它們的指揮官被圍困在布拉格。
腓特烈大帝在戰局開始時能獲得如此輝煌的戰果，是因為他大膽地采取了向心進攻的行動。既然腓特烈大帝知道他自己的行動十分正確，他的將領非常努力，他的軍隊有精神上的優勢，而奧地利軍隊卻行動遲緩，這些足以保障他的計劃獲得成功，那麼誰又能指責他的行動過於冒險呢？可是人們如果不考慮到這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如果把這種勝利完全歸功於進攻的簡單幾何形式，那是錯誤的。我們隻要回憶一下拿破侖所進行的同樣輝煌的1796年戰局，就可以明白這一點。在那次戰局中，奧地利人因為向意大利進行了向心進攻而遭到了重創。法國將軍拿破侖在1796年擁有的戰爭手段，除了精神上的力量以外，奧地利統帥在1757年也是具備的，甚至還要多一些，因為奧軍統帥當時的兵力不像拿破侖在1796年那樣比敵人弱。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向心地分散兵力前進，使敵人有可能利用內線擺脫兵力較弱的不利因素，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分散兵力進行向心進攻；如果軍隊布防的位置使我們不得不分散兵力實施向心進攻，那也隻能是不得已的行動。
根據這種看法來觀察1814年進攻法國的計劃，那麼就會覺得這個計劃毫無價值。當時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的軍隊集結在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附近，是位於指向法蘭西王朝重心的最自然的直線方向上。但是為了要使一支軍隊從美茵茲攻入法國，另一支通過瑞士攻入法國，這些軍隊就被分開了。當時對方的兵力很弱，根本不能防守自己的邊界，因此這種向心進攻如果能夠成功，全部利益也隻是一支軍隊占領洛林和阿爾薩斯，另一支軍隊在同時占領法蘭斯孔太。難道為了這麼一點利益就值得經過瑞士進軍嗎？當然，決定這次進軍的還有另外一些同樣錯誤的理由，在這裏權且不再談論它們。
拿破侖是一位善於用防禦來抵抗向心進攻的統帥，傑出的1796年戰局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即使對方軍隊在人數上大大超過他的軍隊時，也不得不承認他在精神上占有很大優勢。雖然他較晚才來到位於夏龍的軍隊中，同時他對自己的敵人也過於輕視，但他還是差一點就把兩支尚未會合的敵軍打敗了。他在布裏昂時，這兩支敵軍的兵力分散到何種程度呢？布呂歇爾的6.5萬人在這裏隻有2.7萬人，主力軍隊的20萬人在這裏隻有10萬人。這對拿破侖來說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了。而在聯軍方麵，也是從行動開始的那一刻起，就感到再沒有比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
據此可以認為，即使向心行動本身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戰爭手段，也大多隻能在軍隊原先就是分散布防的情況下使用它。為了進行向心進攻而讓軍隊偏離最短的最直接的進軍方向，這隻有在很少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
（3）可以把戰區的擴大看做是分散兵力前進的一個理由。
當一支進攻的軍隊從一個地點前進，並且成功地深入敵國腹地時，它所能控製的並不限於位於它行軍路線上的那些地區，它可以向兩側擴展，而所能擴展的程度取決於敵人國內是否團結和有凝聚力。如果敵人的國內並不團結，其民眾既脆弱又缺乏戰爭鍛煉，那麼勝利方的軍隊不必花很大力氣就能占領廣闊的地區。但是，如果敵國的人民既勇敢又忠誠，那麼進攻軍隊所能控製的地區充其量隻能是一個狹長的三角形。
進攻者為了擺脫這種不利因素，需要把前進軍隊的正麵擴大到一定的寬度。如果敵人的兵力集中在一個地點，那麼進攻者隻有在與敵軍接觸之前才能保持這個寬度，離敵軍的布防地點越近，正麵寬度就必須越小，這是很明顯的事情。
如果敵人自己也布防在這樣的寬度上，那麼進攻軍隊在同樣寬的正麵上前進就是合理的。我們這裏所談的是一個戰區或幾個戰區的問題，這很明顯屬於我們說過的一個觀點：主要行動也可以同時決定次要地點的命運。
然而我們可以永遠按這個觀點采取行動嗎？在主要地點對次要地點的影響不夠大，因而會產生危險時，我們可以冒這種危險嗎？戰區需要一定的寬度，這難道不值得特別注意嗎？
我們在這裏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樣，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動組合都列舉出來。但是我們相信，除了少數例外的情況之外，主要地點的決戰將會同時決定次要地點的命運。因此，除了很明顯的例外情況之外，一般都應該根據這個原則采取行動。
當拿破侖進入俄國時，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西德維納河上遊的俄國軍隊會因俄軍主力被擊敗而敗退，因此他起初隻命令烏迪諾的部隊去對付這部分俄軍，但是，維特根施坦卻轉入進攻，拿破侖就不得不把第六軍也派到那裏去。
與此相反，他為了對付巴格拉齊昂，在一開始就派出了一部分軍隊，但是巴格拉齊昂因主力部隊的退卻也退卻了，於是拿破侖又把派去的這部分軍隊調了回來。假如維特根施坦不是必須掩護第二首都的話，他可能也會隨巴爾克來的退卻而退卻了。
拿破侖1805年在烏爾姆的勝利和1809年在累根斯堡的勝利分別決定了意大利戰區和蒂羅爾戰區的命運，盡管意大利戰區是一個相當遙遠的獨立戰區。1806年，拿破侖在耶拿和奧爾施泰特取得了勝利，這也同時決定了一切反對他的行動的命運，這些行動發生在威斯特法倫、黑森和通往法蘭克福的道路上。
影響次要地點抵抗的因素很多，主要的是以下兩種：
第一種情況是：在幅員遼闊因而力量也比較強大的國家中，例如在俄國，對主要地點的決定性打擊可以推遲進行，不必急於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主要地點上。
第二種情況是：有些次要地點因為有許多要塞而具有特殊的獨立的性質，例如1806年的西裏西亞。拿破侖在當時非常輕視這個地點，當他向華沙進軍時，雖然不得不暫時把這個地點留在背後，但他隻派他弟弟日羅姆率領2萬人向那裏進攻。
在上麵所說的情況下，對主要地點的打擊很有可能動搖不了次要地點，或者說實際上也沒有動搖次要地點，這是因為敵人在次要地點上真正布防了軍隊的緣故。在這種情況下，進攻者就不得不把這些次要地點看做是無法避開的麻煩，隻能派適當的軍隊去對付他們，因為進攻者不可能一開始就完全放棄自己的交通線。
小心謹慎的人可能在這時還會走得更遠，他們可能會認為主要地點的進攻應該同次要地點的進攻步調完全一致，所以如果敵人不從次要地點退卻，就應該把主要行動也停下來。
雖然這個原則同我們以前所說的原則，即盡可能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一個主要行動中來的原則並不直接矛盾，但是這兩個原則的指導思想是完全對立的。按這個原則采取行動，軍隊的運動就會緩慢，進攻力量就會減弱，偶然事件的作用也會增加，時間損失就會增大，所以這個原則同以打垮敵人為目標的進攻實際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假如敵人在次要地點上的軍隊向離心方向上退卻，那麼進攻的困難就會更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統一進攻會成為什麼樣的呢？
我們必須堅決反對把這一論斷即主要進攻依賴於次要地點升華為一個行動原則。我們認為，以打垮敵人為目標的進攻，如果沒有膽量像一枝利箭那樣射向敵人心髒，就不可能達到目標。
（4）容易補充給養是分散兵力的第四個理由。
一支小部隊通過一個富有地區當然要比一支大部隊通過一個貧窮地區順利得多，但是，隻要采取適當的措施，軍隊也習慣於吃苦，那麼一支大部隊通過貧窮地區也並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為了讓小部隊通過富有的地區這個目的而使我們的決心受到影響，以至於陷入分散兵力前進的巨大危險之中。
這裏我們已經承認，分散兵力，也就是把一個主要行動分成幾個行動的上述理由是有根據的。如果已經清楚地認識了目的，慎重地分析了利害得失，再根據上述理由中的一個理由分散兵力，那是無可非議的。
但是，如果像常見的那樣，計劃是由一個注重書本知識的總參謀部純粹按照習慣所製定的，如果像下棋要先在棋盤上擺好棋子一樣，各個戰區要先布置好軍隊才行動；如果行動是一些幻想的巧妙組合，而通往目標的途徑卻由錯綜複雜的關係組成；如果今天把軍隊分開，隻是為了兩周後冒著很大的危險再把它們集中起來，借以顯示使用軍隊的全部技巧，那麼，就是為了故意陷入混亂而離開了直接、簡單和樸實的做法，也是我們所深惡痛絕的。最高統帥對戰爭的指揮越少，越不把戰爭看做是具有巨大力量的個人的簡單行動，就像我們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樣，整個計劃越是由脫離實際的總參謀部這個機構生產出來的，由若幹一知半解的人憑空想象出來的，那麼上麵所說的愚蠢行為就越容易發生。
現在我們來研究第一個原則的第三點，即次要行動應該盡可能地保留在從屬地位上。由於人們盡力把整個戰爭行動歸結為一個簡單的目標，並且盡可能通過一次大的行動來達到這個目標，所以交戰國發生接觸的其餘地點就部分地失去了獨立性，那裏的行動就變成從屬的行動。假如能夠把一切行動完全歸結為惟一的一次行動，那麼，發生接觸的其餘地點就完全失去了作用。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因此，重要的就在於不要抽調過多的兵力用於次要地點而削弱主要行動。
首先我們要說，即使戰爭計劃不可能把敵人的全部抵抗歸結為一個重心，必須同時進行兩個幾乎完全不同的戰爭，戰爭計劃也仍然必須遵循這個原則。我們始終必須把其中一個戰爭看做是主要的，並首先應該根據它來安排兵力和行動。
根據這個觀點，隻在一個主要地點上采取進攻而在另一個地點上采取防禦是合理的。隻有在特殊情況下，在另一個地點上也采取進攻才是正確的。
其次，人們應該用盡量少的兵力來進行這種在次要地點上的防禦，而且要充分利用防禦這種抵抗形式所能提供的一切利益。如果敵人的軍隊屬於不同的國家，但仍然有一個戰區是它們共同的重心，那麼，我們這個觀點就更為適用了。
如果次要戰區的行動也是針對主要進攻所打擊的那個敵人的，那麼根據我們這個觀點，在次要戰區就不能布置防禦。這時主要進攻是由主要戰區的進攻和根據其他因素而進行的次要戰區的進攻所構成的，而主要進攻沒有直接掩護的各個地點上的防禦是不必要的。這時一切都取決於主力決戰，一切其他損失都會在主力決戰中得到補償。如果兵力足夠，並且有充分的根據可以進行這樣的主力決戰，那麼，就不能因為主力決戰可能遭到失敗而盡力在其他地點上避免損失，這樣做恰好會使失敗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在我們的行動中會因此產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