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季十年前從台北飛到上海找他合作寫書時，他已是七十四歲、退休十年的中學英文教員，一個人住在父親遺留下來的小房間，十四平方米，廚房與廁所都需與同樓的十多戶人家共用，比他家闊綽時期的傭人房還不如。他父親的家底原本豐厚，1935年前往上海的虹口還有八幢洋房出租，家裏有好些田產和古董還沒算在內。可是十多年後，這些產業都煙消雲散。
端的是“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不過不是任誰的滄桑史我們都聽得下去的。在《中國時報》機構服務的季季，為什麼千裏迢迢地跑去上海訪問一個籍籍無名的退休中學教員呢？因為他是張愛玲的弟弟。他叫張子靜。在《我的姊姊張愛玲》出版前，他不過是上海公安局戶口管理處登記冊上一個小市民的名字。除了張愛玲親自編寫的《對照記--看老照相簿》外，張子靜的回憶錄應該是有關張愛玲身世、教育背景和家居生活最可靠的參考資料了。張愛玲的不幸的童年，可從她的散文得知一二。但她好像從沒說過自己“常常便秘，每次灌腸都是如臨大敵”。不是家裏人說這種話，就難有公信力。
如果我們沒有“偷窺”的癖好，《我的姊姊張愛玲》的若幹段落讀來頗有警世、喻世與醒世的“三言”味道。對我說來，《結局：敗家與解放》是全書最蒼涼的一章。張子靜說：“過去人們提起我們這一家，頭頂上的光環不是‘李鴻章’就是‘張佩綸’。名門後代，似乎好不輝煌！但是看看我們的結局，如果自己不努力，名門後代也枉然啊！”
張愛玲的父親是清末民初過渡人物，讀過洋書，但看來並不文明。如果一定要點出他有什麼特長的話，那就是“所有敗家的本事他無一不缺”。鴉片抽得還嫌不過癮，最後升格打嗎啡，“雇用了一個男仆，專門替他裝煙和打嗎啡針”。他平生隻做過兩次正式工作，都是掛名的閑差，而且時間不長。鎮日無事，不是抽鴉片、打嗎啡，就是吃喝嫖賭。揮霍無度、羅掘俱窮時主意竟打到兒子身上。有一次張子靜攜了公款住在家裏，父親說怕他遺失，要替他保管，兒子就交托給他。到他要上路時，問父親要，父親竟若無其事地說：“已經花掉了呀！”
這位父親名叫張誌沂（廷眾）。若不是他碰巧也是張愛玲的父親，他叫張誌沂也好、張沂誌也好，都無所謂。這位五穀不分的世家子弟，真是個gourmet，美食專家啊，吃鹹鴨蛋隻吃蛋黃，炒雞蛋要用鮮嫩的香椿芽，有時還要買外國進口的火腿、罐頭蘆筍和鵝肝醬。這位張佩綸的後人於1953年辭世，他的兒子說：“幸虧他走得早，沒有碰到‘反右’運動和‘文革’。”